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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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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较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二)  

2014-12-06 09:20:21|  分类: 研究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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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工业化不易完全实现与仍要发展农村手工业

持此看法者,主要有李景汉、顾毓瑔、吴知、郑林庄、王达三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机器工业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有一个过程。在机器工业化完成以前,仍可以发展农村手工业。这一主张,更多体现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递进与互补关系。

李景汉是著名社会学家,曾任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他说,有人以为农村手工业根本没有维持的可能,机械工业迟早要打倒手工业的。也有人以为若要保存农村工业,非使现在的农村工业从速现代化不可。也有人主张轻便的小工业是应该分散于农村,不应该使工业都集中于都市。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大规模的机械工业不能完全代替手工业,总有一部分的手工业不是机械所能替代的。我们就应该调查研究什么是机械不能替代的手工业,和甚么是不能与机械抗争的手工业。这样就可以对于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有适当的计划。以中国农民之众,农闲之多,与人力之贱,得到合宜有利的农村副业,是与农村经济大有关系。若仍任其自然变化,而不加以指导与统制,则中国农村工业的没落必更甚于今日,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纺织机械制造专家、工业化学家顾毓瑔,从手工业生产所占的地位和解决农民失业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一般提倡工业的人,只看见“现代工业”是唯一的时代产物,是值得提倡的。大家认为手艺工业在优胜劣败的争斗中是必败无疑的,虽欲竭力提倡必致徒劳无益。所以若是认定了现代工业化的必然性,似乎就应同时宣告手艺工业的死刑。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现代工业虽在不断的进展,但要算起工业生产的总账,手艺工业生产实是十分重要的工业成分。此外,他还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濒于崩溃,一方面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不是农业本身,而是农村的失业问题。因为农业的季候性,中国农业人口不能全年利用生产能力,结果形成无形的失业,再继之以离村运动,中国农业生产哪能不锐减。要解决农村的失业问题,要增加农民的生产能力,提倡农村副业实是最自然最合理的途径。手艺工业与农村本有共存共荣的关系,自然是农村最好的副业。事实上大凡手艺工业发达的地域,农村经济终是较佳。[]

经济学者吴知,以调查和研究高阳织布业闻名。他从廉价劳动力和挽留乡村人口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中国人以往尝自夸“地大物博,天富之国。”依我们看来,中国的天然富源如原料动力的供给,似乎不足发展大规模工业之用。我们别的不能和人家来比,最丰富而价廉的劳力,乃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的。在中国我们都可以举出很多关于使用劳力比使用机器还便宜的例子。因此我终觉得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优势来弥补我们在原料和动力方面的不足的缺憾。所以研究中国工业问题,应竭力提倡并改进日用品的轻工业如纺织、面粉、火柴、造纸等以及固有而优良的乡村工业。中国农业是富于季节性的,农民的空闲时间既如是之多,如不设法利用,这种时间上的浪费实在是可惜,这时如能用本地的原料,从事生产事业,可以增加农家收入,因此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比之没有乡村工业的可以多容纳许多的人民。[]另外,城市愈发达,乡村人口愈往城市里跑。结果城市里人口拥挤得厉害,可是乡村里,竟缺少耕地的人,以致农业衰落,粮食和原料不能自给。使乡下人不往城市里跑,那就要设法改善乡下人的生活,提高乡下人的生活程度。假若乡下也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享受与城市差不多高低的生活程度,乡下人自然不会都往城市里跑。办法就是使乡村工业化。就是在乡村提倡小工业。”[]总之,在这提倡新工业和大规模基本工业的时代,重新来估计乡村工业的价值,阐明乡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改造他们的阵营以适应近代的环境。我们一方面固不忘建设重工业及基本的化学工业,但同时不要藐视了我国固有的乡村工业而任其消灭。[]

郑林庄是农业经济学家。他说,都市的大规模工业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二是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三是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但今日中国还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实不易有建立一个都市工业的机会。不过正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我们却也不能因此而“畏难退缩”,何况工业之优于农业已甚显然。据我看,我们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换句话说,因为受了客观的限制,我们已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因为农村工业是分散的,是多少可以容易免除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是为达到自供自给的状态,而不是想向外夺取市场的;最后它不是需要根本的“改造”,而是需要就现况“改良”的。都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相比,前者就是百年大计,将来的目标;后者就是各救亡图存的方针,目前应该努力的一份工作。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是在失业和无业的问题上。都市工业虽也同样可以增加工作,但现代的工业重在机械的利用,吸收人工究属有限。还有,都市工业的建设需要大资本,大改造,也非中国一时所能办到的。中国的危机已到燃眉燎原的地步了,试想远水岂能救近火。农村工业即不然。它是在每个农家里,或乡村工厂中,集家人或乡民来共同进行的,是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而且是注重在过剩劳力利用的,故此兴办较易,设立也较快。如此,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国家在改变制度间国民所发生的彷徨心理也就可以解除了。最后,而且最重要的,都市的工业也可由此而萌芽了。这不是个过渡时期的最简捷的办法吗?[]

经济学者王达三也指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必肇端于农村手工业,而完成于制造工业现代化。由低级化封建型的农业经济阶段演进为高级化社会型的工业经济阶段,必为渐演的,而非为突进的。所以,农业工业间的过渡阶段,必有一个复合的经济组织为桥梁,这种过渡桥梁,便是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就中国现状而言,在此“才”“财”极端贫乏之际,贸然着手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谈何容易!?补救之道,惟发展乡村工业是赖!也就是说,在中国民族工业尚未建立以前,而农村工业却因外来经济势力之摧毁,使务农与家庭工业不相关连。由农村手工业崩溃过程中制造出大量的相对过剩的人口,既不能移往工业区域,而为产业工人,遂成了廉价劳动力的出售。在中国工商各业尚未发达以前,最妥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图谋农村工业发展,使相对的过剩人口,籍可寻得维持生活方法的机会。[]

 

四、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的多重纠葛与发展农村工业

与其他学者相比,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的关系、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问题,做了最为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中国农村手工业遭到机器工业的冲击,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已受到严重的影响。以中国手工纺织业为例,以前农民能够从蚕丝和棉织品的出口中取得利润,以补偿农村的财富外流。但随着手工业市场被外国货夺去,农村手工业迅速衰退,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从而导致农民的贫穷和破产,甚至连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标准都做不到了。[]也就是说,手工业原本是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近代以后这个纽带逐渐崩解了,农家收入失去了一个重要来源,手工业的变化成了中国农民的伤心史。

其次,中国农村手工业是无法和机器工业竞争的。传统手工业都是没有组织的自营小手工业者,散布在一个个村庄里,无论是生产工具、劳动力水平还是经营规模,都无法与西方机器工业相提并论。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和改进产品质量,美观、便宜、通常很耐用,而中国“地方产品”成了劣等物的同义词,“这种家制商品怎么能和的外国货相竞争呢?”“人工要和机器去竞争,真如有挑夫对飞机火车一般望尘莫及,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无论他们如何技艺娴熟,他们是在与机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认识并非自惭形秽,而是残酷的事实,在现代化生产的强大威力面前,传统手工业是很难生存的。

再者,仍要坚持发展农村手工业。既然手工业已经不是机器工业的对手,事实上也处于解体的命运,但为什么还要继续发展,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些认为必须发展机器工业以代替手工业的学者,正是以此对费孝通提出质疑,认为他是“开倒车”。但费孝通形象地说他们是企图根本解决的“心肠硬”,而自己是寻求过渡办法的“心肠软”,“乡村工业这个名字,我知道是不够漂亮,不够生动的,但是在这乡土中国,漂亮和生动常等于奢侈;让我冒着‘落伍’的指责,再回到乡土工业上来说说。”[]事实上,费孝通就是对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进行了缜密的思考,这一思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只有发展农村手工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避免农民饥饿。

“中国农业并不能单独养活乡村中的人口”。[11]从农家收入的数量来说,农田作物与手工业两项最为重要,在农作物不改变的前提下,手工业最有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于佃户家庭,手工业就尤其不可或缺。佃户本来是没有理由租地耕种的,因为佃户将土地收获交出了一半作地租后,所余不够养活自己,但奇怪的是,还是有人愿意承租土地,其中的秘密就是佃户并不完全靠土地收获来维持生活,而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增加收入。租田收入和手工业收入合并在一起,就可以维持生存了。“从这个乡土经济上说,那是手工业津贴了土地制度。”[12]这一论证,将手工业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维持租佃制度、土地制度的高度。

但近代以来,手工业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萧条和农民生活的下降。面对这一情况,如果农民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出路,也就是说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中解除出来的劳动力如果能用于其它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然而,眼下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这就意味着劳力的浪费将使家庭收入进一步减少。首要的任务是如何救急,正如费孝通所强调的,手工业必须和农业相结合,才能使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有用武之地,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将失望地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小手工业者“必须坚持斗争,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将无法生存。结果是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农业国,纯粹而又简单,而一个农业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中国。”[13]

第二,农村手工业仍有生存的空间。

提倡手工业是一回事,农村是否有手工业发展的空间是另一回事。针对一些学者把手工业和机器工业视作二元对立,乡土工业必然失败、没有前途的说法,费孝通认为手工业不能与机器工业竞争,并不意味着手工业完全丧失了生存的余地。事实上,即便在高度机械化的制造工业里,手艺还是有重要的地位,在普通的轻工业中手工的成分也常占很大的部分。在乡土工业里这些手工的部分尽可保留在家庭里,而把需要机器的部分集中在小型工厂里,手工和机器不妨配合起来。他还借用韩德章的研究进一步说,许多手工业都是先行农产加工,再供给新式工业原料之用。反过来,新式工业所生产的半成品也往往作为农村手工业的原料,也就是若干手工业与新式工业是相互依存的。[14]

第三,城市工业不能完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已经被吸收的劳动力也没有生活保障。

近代中国城市工业有了明显发展,但在外国工业品输入的压力下并不顺利,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一直很小。正因为此,尽管城市工业吸引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仍不能解决大多数农民的问题。如前所述,美国的经验表明,中心城市发展工业的确可以减少乡村人口,但中国即便能像美国那样获得快速的发展,所减少的农村人口也不能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就和许多世纪以来被广泛采用的道路相类似——也就是以分散的工业作为农业的补充。”[15]此外,即使是已经被城市工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也不比原来的境遇好多少。“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这个代价就未免太大了。”[16]

第四,发展工业的类型,不是效率优先,而是适合农民大众的需要。

在生产效率与大众需求之间,需求是第一位的。费孝通强调,他并不反对在都市建立大规模工业的主张,比如钢铁工业一定要建在都市,但在中国农村,最关心的不是工业的理想型或者最有效的工业组织,而是关心一种适合农民大众、适合逐渐恶化的情况的实际工业类型。中国未来将不可遏制地工业化,但问题是现在这一新的工业化对农民是否有利。如果按照最近几个世纪欧美的工业模式——集中于都市地区,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发展,那么它只会加剧农村人口的悲惨境地。因为它将冲击到村庄里所有的庭院工业,从而进一步减少农民的收入。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中国工业化,将意味着工业所集中的财富落入中外工业家的手里,而不能改变中国农民的经济情况。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所寻求的是一开始就能避免这一不幸的道路。[17]

不仅如此,即便为了都市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因为农民大众如果不能分享工业的利润而只会身受其害,将使他们的生计更加艰难,从而中国工业的成长也将受到市场萎缩的阻碍。一个关于工业的全面计划,不仅要考虑到能够生产多少,获利多少,还应该考虑到能够销售多少,但仅凭借赤贫的大众弱小到无力购买工业品这一点就足以阻塞这条道路了。所以,必须提高普通人民——农民是其中最大多数的一群——的生活水准来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此而言,中国今后的工业组织形式必须做到农民可以分享工业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点,工业中的一部分必须分散建立在村庄或村庄附近的集镇。[18]

此外,还要考虑中国人口压力和小农经济的现实,正是这一现实对单纯提高劳动效率的现代工业模式提出了挑战。费孝通指出,既然还有很长的时间不易脱离小农经济的基础,问题就不是追求都市工业和乡土工业的高效率,而是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使农民增加一点收入。“如果这是落后,落后的不是我的选择(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而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这样多人耕种得这样久的古老的土地。承认限制是自由的开始,我们还得靠这片土地一步步求解放我们经济的束缚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谋农民收入的增加。……让我再问:除了给农民工业,有什么方法能有效地增加他们的收入?”[19]

总之,乡村工业仍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干,费孝通说:“我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作争论,不如让农民自己去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20]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保留分散化的农村工业模式,并向机器生产迈进。问题是,为什么分散化是可能的,这不是与工业革命的历程相矛盾吗?的确,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是通过机器设备和人口集中而完成的,技术进步与城市中心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然而,这主要归功于工业发展第一阶段中蒸汽动力的使用。当电力被引入时,工业集中的趋势就改变了,制造业的分散已不是发展中的倒退而是现代工业的普遍趋势,分散模式是更为经济的。中国作为现代工业世界中的后来者,从传统背景和现代技术两方面来看,分散化的工业模式更值得推荐,因为中国的传统工业恰恰是分散了的工业——分散在无数的家院之内,而在最近的将来,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彻底的变动,所以应该保留作为传统的分散的工业形式。[21]

为了消除一些学者对他所谓“开倒车”的误解,费孝通还强调两点:其一,乡村工业的分散不是绝对的。经由各个小型制造单元的协调可以形成一个大型组织,散布在各个村庄的制造中心承担机器生产的某一部分,然后把产品汇合在一个大的中心工厂进行组装。由此,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在人口无需向城市集中的同时,保存了下来,工业的分散与集中形成了统一。其二,乡村工业不单是指恢复手工业,其前景是建立现代工厂,进行机器生产。“把机器逐渐吸收到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一方面使农村经济得到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使农村工业因机器及动力的应用而逐渐变质。”譬如,可以设计一个能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小规模的工厂,用当地农村便宜的劳力和原料,生产与大工厂同等质量的生丝,就不必惧怕城里工厂的竞争。由此,“这种乡村工业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乡村经济从而可以复兴。”不过,现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与眼下的农村经济又是有矛盾的。譬如,合作工厂可以代替家庭手工业,江村过去有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使用机械以后,同等量的工作,不到70人就能轻易完成。这一改进意味着将近300妇女失去了劳动机会。而在农田面积很小的情况下,失业的妇女又不可能转向农田。[22]这一矛盾,又等于回到了家庭手工业不可轻易放弃的原点上。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前途主要有四种意见。说是四种,其实只有第一种主张手工业必然解体,必须发展机器工业,而其他三种都主张保留家庭手工业,只是这三种意见又各有侧重的角度罢了。以上各家的学术背景、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对家庭手工业的看法却与此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共识。那种以政治意识来划分阵线的做法,在此问题上 并不完全见效。不过,仍然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更多集中于第二种观点。我以为,第一种更多地从理论上、从中国未来长远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着眼,不满家庭手工业落后的现状,向西方工业化看齐;而后三种看法,也几乎都承认家庭手工业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甚至无法与机器工业竞争,但考虑到农民眼下没有其他出路以及维持生活的需要,所以又主张继续保留和发展家庭手工业。何况,机器工业的确短时间内很难完全占领工业阵地,家庭手工业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总之,逻辑上成立的现代理论,不一定都有实践意义,超前于农民的需求甚至是有害的。手工业从经营形式上看是落后的,但适合于目前农民的需要,就仍有其价值。农村工业的前途无疑应该是使用新式机器和技术的现代工业,但与目前农村的实际又存在着冲突,从而形成难以处理的悖论。

也许还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手工业并未因为专家学者的讨论而受到太大影响,政府也没有因此而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农民依然按照自己的古老逻辑继续经营手工业,继续在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机器工业品之间挣扎,以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困境,言论再多,如果社会环境不允许,如果政府不予理睬,也无济于事。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当时的整个社会局面是处在战乱当中,并不具备从容着手改变工业结构的条件,哪怕是有道理的主张,当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23]不过,历史的发展终究还是可能会验证或修正学者们的见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前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农村手工业所受的冷遇以及对农民的危害,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三四十年代对手工业的争论已在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上产生了回想。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李景汉序,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第2页。

[] 顾毓瑔:《手艺工业与农村复兴》,《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4月,第55页。

[] 吴知:《工农立国下中国乡村工业的新评价》,《大公报》1935724,第11版。

[]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引言,第3页。

[] 吴知:《工农立国下中国乡村工业的新评价》,《大公报》1935724,第11版。

[] 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19351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证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0-772页。

[] 王达三:《农村怎样可以自力更生》,《民间》第3卷第19期,19372月,第1-3页。

[]费孝通:《中国绅士》,第78-79页;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1-12196页。

[]费孝通:《中国绅士》,第78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23页;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3月),《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391页。

[]费孝通:《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194710月),《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30页;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6),《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84页。

[11]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1941年),《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5页。

[12]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82-383435页。

[1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00页;费孝通:《中国绅士》,第78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23页。

[14]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6),《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90页。

[15]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26页。

[16]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49页。1957年费孝通重访江村时,对工业集中都市的危害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即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即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27页)

[17]费孝通:《内地的农村》(19467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185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26-427页。

[18]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27页。

[19]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6),《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83-384页。

[20]费孝通:《内地农村》(1946年),《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185-186页。

[21]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18428页。

[22]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427429页;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3月),《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39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55163页。

[23] 费孝通:《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1998629日),《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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