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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论文精选之十九  

2012-10-27 17:14:50|  分类: 研究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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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铁路交通视阈下商圈互动与郑州区域中心地的形成(二)

                                         刘 晖
 

三、资金的集聚与流动:郑州区域中心地功能的一种体现

在平汉铁路通车之前,郑州银钱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除豫泉官钱局郑州分局之外,仅有数家银号和一些带有抵押融资职能的当铺。陇海铁路通车,使得郑州成为通往西北的门户,其传统、封闭的状况有所改观,商务活动大大增加,刺激了郑州金融业开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快速发展。

1、钱业

民国初年,郑州有广德厚、豫大、源和盛、合成等4家银号[1],当时叫钱庄。钱业的资本并不雄厚,主要业务兼做土产,所名为银号者,大多仅是一个汇兑支付机关而已。据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1912月所做调查可知,尽管当时加入郑州钱业组合的钱庄已达28家,但除去与日商交易关系密切的豫顺和(资本额35000元)、宝兴永(资本额20000元)、正大(资本额20000元)、宏昌(资本额20000元)、豫大(资本额15000元)、同和胜(资本额15000元)、源和胜(资本额15000元)、源连昶(资本额10000元)、兴记(资本额10000元)、复兴长(资本额7000元)、大亨(资本额7000元)、久大(资本额5000元)、中生仁(资本额5000元)等13家实力尚可之外,其它仅可称为是钱币兑换处,不论是资本额还是营业额均非常之小[2]1921年以后,郑州的银行渐多,金融方面的活动日趋活跃,但银行对于押汇尚未注意,故钱业汇兑业务,仍有勃兴之象,多获厚利。1929年之后,银行业开始重视押汇押款业务,钱业受到很大冲击,但尚能维持。

按照民国财政部的规定,凡资金不具备开办银行条件的申请者,只准开办比银行低一级的银号,其市场业务的范围与银行大致相同,可以办理存款、贷款、汇兑、贴现等业务。除获取与银行相近的经营权限之外,银号还因经营的灵活性、乡土性质和自身特有的人脉网络而得以生存。1930年代前期,郑州市面上大的银号主要有中权、振玉、义大、自主泰、源和盛、长发祥、宏昌、信孚、俊泰、豫大、信泰等11[3],其银钱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郑州的银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经营银钱业务为主、商品的购销为辅,如中权、信昌、同和裕等;二是以经营商货为主、银钱业务为辅,如振玉、信孚、源和盛、长发祥等银号,实际上主要是做山货、粮食、煤油、皮毛等生意的,挂牌银号为的是吸收存款以及便于货款的收付[4]1934年,国内白银大量出口,导致金融业恐慌,农村经济破产,郑州钱业亦颇受冲击。乃至1935年,民国政府推行新货币政策,郑州金融亦发生信用危机,资金雄厚的商业银行尚能维持,但资金薄弱、管理不善的银号多无法为继,同和裕、信昌等银号相继倒闭,其他同业受到连带影响,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仅有一些小钱铺还在勉强维持。同年12月,郑州钱业同业公会成立[5],计有大小会员23家,11名委员系10家银号的代表。

2、银行业

1896年,豫泉官钱局在郑州设立分局,为郑州有史以来第一家银行[6]。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郑州支行分别于1913年和1915年成立。1920年代,随着交通区位优势的彰显以及商埠的开辟,郑州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各大银行纷纷在郑设立金融机构,计有中国、交通、中央、中国农工、北洋、大陆、河南农工、浙江兴业、西北等10余家银行。就河南省内银行而言,河南省银行和河南农工银行分别于1924年、1928年在郑州设立支行,开展金融业务[7]。受时局的影响,铁路路务和郑州工商业先扬而后抑,银行业亦是受到市场影响,经历一段时间的初步发展之后,或因时局不靖,或因摊派捐款不堪重负,一些银行或是裁撤,或是压缩贷款业务以自保。如冯玉祥1928年在郑州设立西北银行,未及一年,冯军失败,西北银行亦随之撤销。

时局渐定之后,各银行接踵复至,1935年郑州全城有12家银行。按照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交通银行支行(成立于19132月)、中国银行支行(192111月)、金城银行分行(192111月)、河南农工银行分行(1928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19298月)、陕西省银行办事处(19314月)、中央银行支行(19316月)、中国农工银行办事处(19326月)、浙江兴业银行分行(193210月)、北洋保商银行办事处(193312月)、中国农民银行分行(19341月,中国农民银行在创立之初称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大陆银行办事处(19351月)[8],主要集中在大同路等商业繁盛之处。

随着郑州工商业的繁荣,银行的资金融通与金融活动开始向诸多行业渗透,郑州银行业的经营方式遂呈多元趋向,领域日益扩大。从存款、贷款、汇兑,到吸引社会游资,办理出口押汇,开展抵押放款等,现金流动量和汇兑业务量激增,往来对象地多为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及各大港口。如表1所示,1935年郑州共移入现银1200余万元,计河北110万元,汉口106万元,徐州164万元,其他各地786万元。现银移出共1000余万元,计河北355万元,汉口84万元,西安114万元,其他450万元。在金融汇兑方面,1935年度各地共向郑州汇款计2700余万元,而由郑州向外汇款额为5700余万元,汇出款额比汇入额高出3000万元。其中汇款来源以南京和汉口两地为最多,约占汇入总额的42%,而汇款流向则以上海与天津最多,约为汇出总额的60%

1  郑州金融汇兑情况一览表[9]

地点

汇入

汇出

上海

2264000

22186800

汉口

3677000

3680000

天津

1462000

12499000

南京

7525000

4189000

西安

2942000

3654000

其他

9188400

11474800

总计

27058400

57683600

因交通便利关系,郑州商业贸易日盛,其中以棉业为大宗。各区产棉集中郑州销售,沪、汉、青、济等埠经营棉业者,多派专人坐庄收买,故各大银行纷纷在郑市开设分行。郑州棉花市场上的金融周转、押款押汇,全恃银行接济。“年来郑州棉市日有发展,银行市业之辅助也,不谓无功。查各行中之与棉市关系最深者,首推中国银行,该行每年所做棉花押汇达500万元,棉花押款达250万元。次为上海银行,年做押汇400万元,押款200万元……总之郑州棉花押汇每年1400万元,押款600万元,其金融之流通途径,以上海为收现对象,北平及汉口为现金之运入来源,计每年现金来源,自北平者占十分之七,来自汉口者,占十分之三”[10]。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述,银行还直接参与棉花经营、介入货栈等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郑州棉花市场的兴起。在银行业的资金支持下,郑州棉业借交通之利而快速发展,其繁荣与银行可谓是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各银行于193312月成立郑州银行同业公会。当时入会者计有中国、交通、金城、上海、中国农工、北洋保商及浙江兴业等7家银行。1935年,大陆、中孚两家银行加入,中国农民银行则于1936年加入同业公会。

3、郑汴洛金融业之比较

工商业的繁盛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而金融业的发展亦要依托工商业的繁荣,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郑州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机关比较集中,除中央、河南农工、四省农民等等官立银行之外,商业银行计有上海、交通、中国、浙江兴业、中国农工、金城、北洋保商等行,另有众多银号钱庄。与周边重要城市开封、洛阳相比较,郑州金融业具有明显优势(参见表2)。

2 各地银行调查——郑州、开封、洛阳(略)

仅就上述调查而言,郑州在1930年代中期计有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陕西省银行和大陆银行等12家银行,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5家为分行,中央银行等3家为支行,中国农工银行等4家为办事处。而同期省城开封仅有银行7家,除河南农工银行为总行之外,其余均为支行和办事处,洛阳更是只有河南农工银行和中央银行两家银行的办事处。分行系负责一个省或者更大区域的金融业务的机构(省级银行的分行除外),国家级银行和其他大的商业银行在河南省的分行设于郑州,而不设在省城开封,说明郑州在该地域拥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此外,193611,交通银行把郑州支行升格为分行,统一管辖河南和陕西两省的交通银行分支机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1937822,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在郑州设立分处,统领区域的金融事务。也许这些跨省域的金融机关[11]在郑设立,并不意味着郑州金融业的鼎盛,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郑州在区域金融领域中的地位,明显高于省城开封和豫西重镇洛阳,是中原地区的金融中心。

四、结 语

交通枢纽地位的奠定和交通职能的强化,将会引发商贸业、制造业、服务业、仓储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和经济活动,推动城市快速发展,城市的区域影响及其在中心地体系中的地位也将得到相应提升[12]。特别是在区域贸易体系中,郑州中心地的辐射作用逐步彰显。可以说,铁路的引入,打破了郑州地域原有的封闭态势,铁路线上一批新的商品集散市场快速成长。郑州因据交通要衢,运输四便,来自东、西、南、北的集散物资逐年增加,作为中转贸易地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13],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郑州市场圈的影响范围因之拓展,从而助长了郑州区域中心地的形成与殷盛。

时人对郑州作为区域中心地发展的潜力与趋势曾经做出一个基本判断,认为郑州在条件成熟时,必将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市场。据《鲁豫晋三省志》刊载,“郑县据京汉(即平汉铁路——笔者注)、陇海两路交点,倘陇海有延至皋兰之日,即郑县为西北各省货物出入总汇之时。且他日济顺路成,则北有邢台之中心;瓜信路成,则南有信阳之中心;高徐路成,则东有徐州之中心。三中心之于郑州,恰如半径之趋于圆心,皆有辅助郑县吐纳之形势。盖郑州他日必为全国一大中心市场,无疑义也”[14]。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郑州已快速成长为区域的商业中心地,其重要原因在于其占用优越的城市地理位置,包括城市自然地理位置和城市交通地理位置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地理位置。如果城市位于某一区域的中心,则城市与它以外的城市联系距离都比较近,这种有利的中心位置既便于四面八方的交通线向这里会聚,也有助于促进由中心向外开辟新的交通线,从而促进城市发育。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往往有利于区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门户位置则更有助于区域与外部的联系,当一个城市能同时体现这两种位置的作用时,它无疑会成为区域的首位城市[15]郑州位于河南省的中央或者说是重心位置,是通往西北地区的门户,也是中国东西部联结的必经之地,同时又是中国南北联络的重要枢纽,可以说是兼而体现了中心与门户两种自然地理位置的作用。

其二,交通地理位置。相对于自然地理位置而言,交通地理位置更为重要。对外交通运输作为城市与外部联系的主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重要杠杆[16]交通既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腹地区域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的纽带则是交通。交通运输方式不仅决定着城市本身规模与地域结构,也关系到城市地理分布及中心作用的发挥[17]。郑州拥有当时发达的陆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天津的洋货经北京沿平汉铁路南下可直接抵达郑州,与之相伴,天津的工业制成品及张家口外所产蒙古制品多有输入。此外,河北南部的农矿产品销往郑州者亦不乏少数。陇海铁路沿线区域的物资运出或运入,郑州均是其重要的中转环节。豫省“从前纱厂甚少,现已开工者惟彰德广益公司及郑州新成立之豫丰纱厂,故所产之花销出者实占多数。运销地点为天津、汉口、上海等处,均以郑州为集散之最大市场,盖因郑州既近黄河,且为平汉(时称京汉)铁道及汴洛铁道之交点地也”[18],交通地理位置可谓是郑州中心地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助推器。

1920-1940年代,郑州已经成长为中原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19]。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经济和交通层面上的考虑,在市场贸易、金融和交通区位等方面,郑州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中原地区所有城市中最为显著的。

作者为河南行政学院副教授、省情教研室主任)



[1] 魏树人:《我所知道的郑州银钱业》,政协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5辑),编者1989年版,第51页。

[2] []横浜正金銀行:《河南省鄭州事情》,調査報告12横浜正金銀行1920年版,第18-19笔者认为,该调查报告中的源和胜,即为前述文及后述文中的源和盛。

[3] 郑幼池:《郑州银钱业的一鳞片爪》,政协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5辑),编者1989年版,第45-46页。另据《郑州市农村金融志(1840-1990)》(未刊稿)的记载,同期还有同和裕、信昌等银号在郑州开展金融业务。

[4] 郑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郑州工商业兴衰史概况(1904-1948)》(未刊稿),编者1984年版,第69页。信昌、中权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放款、汇兑和买卖押汇;同和裕除上述业务外,还附设有庆丰祥米店及仓库;自立泰银行系山西票号的分号,资金雄厚,分支票号遍及全国;信孚银号主要经营煤油;振玉主营山货、胡桃;源和盛则主要经营瓜子、土产;长发祥以米店生意为主。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河南郑县钱业公会卷》,卷宗号:4224-8564。郑县钱业同业公会会址位于德化街祥生长后院。会员的资金实力大小有别,多为兼营店铺的小钱庄,卷中仅涉及郑县钱业同业公会第一届当选委员(193512月)所在银号。

[6] 杨达口述,杨慧兰整理:《民国时期郑州的银行机构》,政协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13辑),编者1993年版,第120页。豫泉官钱局郑州分局于19048月改名为豫泉官银号郑州分局,19119月复谓豫泉官钱局郑州分局,共历时27年,直至1923年被改组为河南省银行郑州支行,没有支撑多久,遂于1927年停业。

[7] 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分行:《郑州市农村金融志(1840-1990)》(未刊稿),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分行1992年版,第1-211页。

[8]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中编第13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6年版,第68页。就1935年郑州市面上的银行这一问题,杨达略有补充,除上述银行之外,还有成立于19257月的盐业银行郑州支行、1932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郑州办事处和设立于19359月的中孚银行郑州办事处。此外,杨达认为,大陆银行是193310月在郑州设立支行的,而非银行年鉴所述的19351月在郑设立办事处。参见杨达口述,杨慧兰整理:《民国时期郑州的银行机构》,政协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13辑),编者1993年版,第122-126页。

[9]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中编第13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6年版,第71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陇海铁路货运调查报告》(19364月),卷宗号:281-3866

[11] 金融机关的多寡及其分设机构的规格水准,既是该地域市场繁荣度的一个晴雨表,同时也是该城市经济地位的一种表征。就区域机器打包业的发展,可以看出金融业对城市中心地职能的巨大支撑作用。如郑州的机器打包业曾一度衰落,而陕州机器打包厂在1930年代初吸收股本30万元,内设机务、堆栈、会计3股,经营棉花打包、堆栈业务,一时间营业昌隆,甚至有超越郑州机器打包业之势。不过这种态势并未延续很久,旋呈颓势,原因来自诸多方面,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陕州没有大的金融流通机关,缺乏银行业的支撑,也使得该地的打包业发展潜力有限,更是无法形成商业的中心地。

[12] 张复明:《区域性交通枢纽及其腹地的城市化模式》,《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

[13] []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鉄道部:《隴海鉄道調査報告書》,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鉄道部1920年版,第298-299頁。

[14] 卢龙、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之河南省志部分,中央地学社1925年版,第31页。皋兰,今兰州,为丝路重镇,陇西要冲,清至民国系甘肃首县和省会重镇,辖今兰州、白银两市的大部分地区,现为兰州市辖县,位于兰州市北郊;济顺路、高徐路和瓜信路,均系民国北京政府铁路建设的规划线路。其中济顺路为山东济南到河北顺德(今邢台)的连接线,以沟通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高徐路则为山东高密到江苏徐州的连接线。民国北京政府曾就两路的修筑与日本签署高徐、济顺路约,后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瓜信路系连接江苏瓜州和河南信阳的一条规划铁路,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路。文中所提郑县和郑州,为同一地名在不同时期的称谓。

[15]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156页。

[16] 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占有好的交通地理区位,却未得到大的发展。这表明交通位置固然重要,但它并非是全部,城市的发展与该城市的所在地域或城市直接腹地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经济发展态势息息相关。参见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0-161页。

[17] 陈炜:《近代中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崛起的原因》,《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6年第2期。

[18] 《河南近年之植棉业》,《大公报》19201111

[19] 中心城市是相对于经济区和城镇体系而言的。地域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指在一个较大区域范围内人口相对集中,综合实力相对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能够渗透、带动、组织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城镇体系建设、文化进步和社会事业繁荣,其影响力可以覆盖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中心城市。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课题组:《郑州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张大卫:《河南城市发展报告》,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只不过相对于当前的郑州来说,当时郑州的辐射力和集聚力还不太强,这个地域性中心是相对于整体落后的中原地区而言的,它对周边经济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是最大的。开封的中心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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