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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论文精选之十一  

2012-10-27 11:15:06|  分类: 研究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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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实业奖励政策结构考察(二)

 

 

四、奖励实业的政策推行

政策的推行既是政策的实际应用,也是政策的实践表达。一方面在体现政策的现实效应,另一方面又通过现实效应进一步推广政策传播。以下依次对北洋政府文本显示的奖励实业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略予梳理。

工商部制定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16条由法制局修正后经国务院呈临时大总统交参议院议决后于191212月公布,次年2月施行[1],规定对进行工艺品改良或发明的工厂或个人,酌情予以专利权(五年)褒状奖励[2]。这项政策在此后的农商部期间得到继续贯彻,在该部所办《农商公报》上,常可见到该部对工商业者准予专利或给予褒状的批示。1923年时,农商部对该项章程进行了重新修订,更名为《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将专利许可年限分为三年与五年两种[3]。据笔者统计,自19135月至19276月,北洋政府共颁发褒状179人次,专利120人次(笔者裒辑了《北洋政府农商部授予褒状一览》和《北洋政府农商部授予专利一览》,限于篇幅,不便赘列)。

除了褒状之外,农商部对企业创办人还进行了其他荣誉奖励。早在19141月,农商总长张謇就以南洋大利树胶公司创办人杨监莹“创办树胶取精用宏”,“外抵输入,内塞漏卮,苦心孤诣,实力提倡,其爱国热忱、兴利卓识,俱有特征”;江西赣县公民刘树堂开辟山地,种植多年,“图远大之事业,树林艺之先声,又复劝告闾阎,群相仿效,俾得乐其乐而利其利,厥功甚伟”为由,呈请总统袁世凯依据《勋章令》“核与勋章”,“以彰激劝”。[4]袁世凯遂批准对杨监莹、刘树堂均给予四等嘉禾章。以往勋章一般用以奖励军政人员,“未有一及实业界者”[5]。所以刘树堂等分外感激,称“仰见我大总统日总万几(机),无微弗届,处国家艰难缔造之时,为下民利用厚生之计,虽北美之有华盛顿、林肯,未足以媲隆焉”[6]。同年6月,河南安阳知事以该县广益纱厂经理徐积勋在公司创办时期,虽“经历困难,屡遭危险,而百折不挫,一意孤行”,惨淡经营,“对于国家则开通风气,挽回利权,关系非细;对于地方,则生活贫民,维持秩序,裨益尤多”,特呈文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请转呈总统,援案奖励徐氏勋章,“以昭激励”,以彰官府振兴实业之期望。田文烈也认为徐积勋创办经营实业,“热心毅力殊堪嘉尚”,“河南实业尚在萌芽,似应酌予奖励,藉资激劝”。[7]农商总长遂应田文烈等的申请,为广益纺纱有限公司经理徐积勋呈准四等嘉禾章,“以资激劝”[8]19151月,启新洋灰公司经理陈惟壬、李士鉴等亦因经营有方,成绩优良,而被袁世凯批准授予四等嘉禾章[9]。同年2月,吉林林鹤皋因在当地“创设农林蚕牧公司,振兴实业,使贫民生计日裕,成绩昭然”,经该省巡按使孟宪彝呈报,袁世凯批令奖给四等嘉禾勋章,“以资观感”[10]

除请求袁世凯授予实业家勋章外,农商部又进一步提出请对公司企业奖给匾额的主张,191411月该部为11家工厂向袁世凯呈请奖给匾额,包括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南通大生纱厂、汉口燮昌火柴公司、江西磁业公司、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等[11],均是创办于晚清时期的大型企业。除为成效卓著之工厂呈请奖予匾额外,农商部还咨文各省巡按使、都统、京兆尹,请“查明此类合格工厂,无论个人经营或公司组织,务将该厂创办氏名、成立沿革、资本金额、职工人数、出品种类、销路情形、盈亏成绩等详具说明书转报到部,由部汇齐比较,分别核奖”[12] 191597日,农商部又为成绩卓著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机器制造公司、泰丰罐头食品公司、上海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六家企业与代表杭州丝绸企业的杭州绸业会馆呈请匾额,袁世凯批令:“一体给予匾额,以次激励。”[13]

191572,农商部呈请总统袁世凯批准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规定对“创办经营各种实业或其必需之辅助事业确著成效者”,分别奖给本部奖章。,其立意主要是奖励创办或经营实业著有成效者。不过,我们在《农商公报》上找到的该部所颁奖章的大量公告中,则不难发现,获奖者绝大多数是与办理实业有关系的各地农会、商会职员,以及从县、省到农商部的各类行政人员[14]

在税负方面,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统计,自19145月至192110月,税务处等部门先后核准超过170家企业的产品援引机器仿制洋货规定,享受减免税待遇。此外,税务处、财政部等部门还特许一些企业的免税年限。例如山西保晋公司于宣统元年,经山西巡抚奏准免纳井口两税五年,嗣又于1914年间经税务处核准再免税出口税二年;1916年时,该公司复请免税五年,财政部批准免税一年[15]。至1917年初,该公司“优享此项免税利益前后已历八年”。但公司复以经营困难,通过山西省长向农商部呈请展免井口税五年,“以恤商艰,而维实业”。税务处“本难再予通融”,但鉴于该公司“所陈困难现状均系实在情形”,姑再准予免纳出口税一年,“以示格外维持之意”。[16]广西巡按使张鸣于191411月向袁世凯呈准:华商新开之矿,无论官办或商办,暂免出口及矿产、矿区各税三年,俾“风声所树,携资企业者或当联袂偕来,化瘠土为沃区,辟荒山为利薮”[17]。其免税期限为“自民国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核准之日起扣足三年”[18]。当其三年免税届满,经过呈请,税务处复准该省富、贺矿局运销煤、锡出口再免税一年[19]1915221日,广东裕钦锰矿公司援引广西成案,获准免税三年[20]19162月广东德利公司因办理以工代赈,其新开锑矿也由财政部、税务处等“奏”准援引广西成案免税三年,不过,其免税期限与广西同步,即广西免税终止的191711月,“为该矿免税同时截止之期”。这样算来,广东德利公司实际获享的免税期不足两年[21]

工厂方面也有获准免税之例,例如191212月,张裕酿酒公司获准自运酒之日起免税三年,该公司自191451日开始运酒,故免税期限截止于19174月底。191610月该公司又以“销售停滞,负担日重”,请求再免税三年。财政部与税务处官员认为该公司“经营二十年之久,所出各酒确与洋酒无异,国家自应竭力提倡,俾得稍挽(利权)”,遂同意展限三年[22]。奉天实业兴石笔工厂于1916年由农商部咨商税务处,同意免税三年。期满后,该厂以销路不畅,“再加税厘,势必增高石笔价值(成本),销路恐更迟滞,外货侵入,漏卮似难复杜”,故只有“续行免税实为畅销一大助”,遂呈请续行免税。税务处于191912月复准其“赓续前案,再予免税二年”,“以示提倡”。[23]此外,奉天振兴育工厂所制石亦于1917年获准免纳五十里内外常关税及内地厘税三年[24]。烟台福新工厂所出粉、石各笔,获准于19171月起至19191231日止,免纳五十里内外常关税并各省厘捐三年。届满后因营业不广,请求再免税三年,税务处同意“赓续前案,自民国九年一月一日起至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再予免纳常税二年,以资维持”[25]1921年奉天一三工厂所制滑石石笔,也援案获准自出品之日起,免纳五十里内外常税及内地厘捐三年[26]。河南商人梁际昌发明改良纺织机器,获得农商部专利,在河南孟津县设厂生产,主要供家庭工业及贫民工厂之用,为推广行销,请求免税。税务处在征询财政部意见后,“为奖励实业起见”,批准梁际昌所办孟津裕源纺纱机器制造厂所制改良纺纱机器暂予免税一年[27]。山东商人梁焕功研制成功人力合股纺纱机,也因“适于家庭工艺及贫民工厂之用”,分别由农商部和税务处批准暂免内地厘税和五十里内外常关税一年,“以示提倡”[28]19205月,税务处与财政部采纳中华工商协会代表虞洽卿等转达的三友等工厂的意见,呈请总统徐世昌批准,对出洋外销的华商机制货物免征出口税[29]。同期,东三省呼兰制糖厂,获准“自出品之日起,免纳常关各税三年”。税务处考虑到马玉山制糖公司因华侨投资较多,“若予特别优待,当可引起华侨投资内务之热心”,遂同意该公司粗糖原料自南方各省和南洋运经上海时,除完纳海关税后,免收落地捐,制成糖行销国内和外洋时,一律免税,自出品之起日,以十年为期,“以示提倡”。[30]上海中华书局委托法商百代公司生产的国音留声机片等请农商部咨商税务处免税,税务处“以该片专为教授中国国音所需,……特准通融免税,以示提倡教育之意”[31]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有关政府部门在批准企业免税待遇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以示提倡”。通过特许免税政策,以彰显“政府注重实业之至意”[32]。这些政策对减轻企业成本,改善经营无疑会产生明显的作用,必然有助于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制度的发展。

但是,作为北洋政府奖励实业政策重要标识之一的《公司保息条例》在实际应用方面则遇到资金困难。虽然条例规定政府拨存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但按实际利率(56厘)计算,则保息基金须增加至3000万元,或由政府每年拨款180万元。然而,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各项计划均“不能确实应付”。执掌财政部的周自齐“始以财部筹款为难,继又以施放奖励手续繁琐”,对《公司保息条例》“颇滋疑义”[33]。张謇不得不请求袁世凯饬财政部列入预算计划,同时又由农商部设法筹借,庶不致保息本金虚悬[34]。但随着张謇辞去农商总长之职,这项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了。后来,周学熙创办华新纺织公司时,获准政府保息,那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并不是《公司保息条例》的应用。

不过,也应看到《公司保息条例》的出台,对推动官方保商意识产生的影响。例如湖南省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就“援照部定《公司保息条例》办法”,制定了《湖南公司工厂保息章程》,规定“年拨公款十万元”,对本省制丝、制糖、制茶(以机械制茶或外销者为限)、棉织、制铁、造纸、窑磁(以仿制洋货者为限)各业公司厂场予以5厘或6厘的保息,保息期亦为三年[35]

总体而言,北洋政府实业奖励政策与措施绝大多数得到贯彻推行,但少数政策未见到实际纪录,例如19235月,农商部为鼓励妇女从事实业活动而颁行了《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及施行细则等。此外,农商部所设工商方问所、劝业特派专使也未见到积极作为。不过,有些奖励实业的实际举措,则是由有关机构与官员以命令而推行的,并未见诸于法律规章。也就是说,政策的推行虽然主调与政策文本表达一致,但并未完全合辙,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机构有时以命令形式对个别企业或创业者进行适度奖励,这些命令与规章一样,也是对实业政策的诠释。

奖励实业政策绩效的直接体现就是国内企业创办情况及其运营成效。北洋政府时期,新式企业较晚清有了较大发展。自19041910年中国注册公司共计345家,额定资本总计17648.32万元[36],平均每年49.29家。而据据沈家五根据北洋政府农商部(1927年改称实业部)企业注册资料统计,自1912年至192711月,共批准注册工商企业1550家次,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304家次,无限公司234家次,两合公司66家次,股份两合公司31家次,独资公司15家次,平均每年103.1家次[37]

 

五、奖励实业政策的制约

举国皆穷”[38]的国情既是北洋政府时期奖励实业政策出台的激励因素,反过来也是该项政策的制约因素。这是因为以机器为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经济运行模式,其活力与潜力大小,受社会资本的多寡的决定性较大。一方面在于现代实业的组织形式多采用公司制,社会资本的供给是企业创办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运转的各个环节,在在需要资金为之调节。可以说,社会资本是现代产业运行的“血液”。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则患有严重的资本“贫血”症。有学者研究指出:到1920年,中国“全部产业资本约值25.79亿元,按人口4.45亿计算,人均只有5.8元,其中又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有,中国所能掌握的不过12.49亿元,人均只2.8元,资本贫乏,可以概见。”[39]18941920年每年工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不到万分之四,如果仅算本国工业投资则不到万分之二[40]。难怪时人感慨,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困难,是资本的缺乏”[41]因无“资”可投,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新式企业的创办,使中国企业制度建设出现极度“贫血”现象。不仅如此,因为“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就连官方必要的劝业设施与活动也“碍难进行”[42]

近代公司经济常被人称为“法制经济”,是一种体现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原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以严密之法律规范的企业制度,必然要求良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与之相适应。北洋时期,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挂起“共和”招牌,但政治环境并未渐入佳境,官方蔑视法律,任意践踏法律之事时有发生。政权或军权对企业产权的强制性安排,多不顾商情,以权代法,乃至“立法自立法,行政自行政”[43]。政权的庇护助长了经济特权,破坏了经济建设领域的公平。尤其是因地方官权荫护滋生的一些不法公司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例如黑龙江通原公司虽未遵章注册,却对当地合法木商“恃权勒买,水陆禁运”。农商部要求地方官员查处,该省巡按使明知该公司手续不合法,不仅对农商部含混应答,还要求农商部对之“格外优容”[44]。经济管理部门的营私舞弊影响更为不良。例如张謇曾向大总统徐世昌陈说江苏财政厅之“黑幕”:“厅长胡翔林,才本平常,习于敷衍。闻其税所厘卡之人员,无不与厅中科员为朋比。其所得差事之肥瘠,视运动费之高低……凡其所用之运动费,必转嫁于本省之各局卡,各局卡亦必转嫁之于民。”[45]财税系统的此类现象在其他各省恐亦不免。

北洋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减轻生产与经营者税负的措施,但国内税制并未较晚清时期有根本性改革,从总体上而言,在税负方面华重洋轻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外税率不平等,无疑加重了中国企业的创办难度和经营负担。税务处也承认:国内各地,“同一货物而(华、洋)税率不同,实非所以昭公允”[46]。以纺织业为例,洋商实际所缴税率普遍低于华商。时人感慨:本国税制不但没有保护本国产业,“中国本国之人反受虐税之拘挛,遂不能与外人竞争,噫,可慨也”[47]。困扰华商的恶税之一就是厘金,“厘金病商”,贻害深远,虽然国中士人长期竭力呼吁裁撤此“摧残工商扼吾人生命、致国家于贫弱之恶税”,但政府则迟迟不允,使此恶税“日复一日,依然健在”[48]。北洋政府实行印花税、所得税之时,均称其为“良税”,以替代其他“恶税”,不意实行之后,“恶税既未除去,而良税已化为恶税矣”[49]。其它被政府指为“良税”,而实行过程中变为“苛税”、“恶税”的税种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国内共发生战事140余起,持续不断的兵燹严重扰乱了商业秩序,挫伤了民众的投资积极心。例如“二次革命”结束后,上海丝厂茧业公所向工商部提出,该业各厂商在战祸中共蒙受损失达70万两[50]。山东沿海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继以时局未定,(股东)纷纷退股”,不得不歇业[51]。鲁丰纱厂本计划在济南与临清分别建厂,“比因军事发生,省垣戒严,建筑计划致碍进行,……其影响于营业前途,殊非浅鲜”[52]。山东龙口商埠兴筑公司于1917年改组后,“即值时局不靖,到处发生兵事,人心惶恐,无暇顾及实业”,“公司进行亦即因之停顿”[53]。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于1921年制定增股计划,扩大生产经营,但“只因时局不靖,煤销呆滞,公司负债累累”[54]。刘长荫等人于1918年创办的浙江长兴煤矿公司,“最盛之时,曾出煤至每日六百吨左右”[55]。但“受江浙两次战祸,矿区所有铁路均为军队占用,矿上工人尽被强迫运输,非特矿面材料掠失无存,即机器火车等类,亦损坏殆尽”[56]。久大精盐公司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被迫停工两月之久,“损失不赀,诚为本公司创办十年中最大之厄运”[57]。直奉战争之后,“社会之实力、元气,大受损失,各项商业益形停滞不振”[58]。还有人分析,中国银行界的投资事业之所以成绩“不佳”,“一言以蔽之,政局之不安宁而已”[59]。“政局不安宁”无疑也是北洋政府时期奖励实业政策实际绩效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1] 《统计局编行政统计汇报·农商类》,《政府公报》1917916,总第116册,第28页。

[2] 《工商部暂行工艺品奖章》,《民立报》1913116,第12版。

[3] 《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施行细则》,《农商公报》第9卷第9期,1923415,“政事门·法规”,第7578页。

[4] 《农商部呈大总统:查核杨监莹、刘树堂二员办理森林成效昭著请各给予四等嘉禾章以彰激劝文》,《政府公报》191428,总第23册,第239页。

[5] 《农商部呈大总统:查核杨监莹、刘树堂二员办理森林成效昭著请各给予四等嘉禾章以彰激劝文》,《政府公报》第631号,191428,总第23册,第239页。

[6] 《(农商部)呈大总统文:转呈刘树堂奉颁勋章谢禀并续陈管见由》,《农商公报》第1卷第3期,19141015,“政事门·文牍”,第2页。

[7] 《陆军上将衔兼署河南都督、巡按使田文烈呈:安阳县广益公司总理徐积勋办理纺纱历有年所卓著成效挽回利权,应请援案酌予奖励,以资激励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4626,总第32册,第295296页。

[8] 《农商部呈大总统文:呈为核复奖励河南广益纺纱公司总理勋章呈请鉴核事》,《农商公报》第1卷第1期,1914815,“政事门·文牍”,第1页。

[9] 《大总统策令》,《政府公报》1915113,总第47册,第367368页。

[10] 《农商部呈遵核吉林垦植人员林鹤皋办垦成绩拟饬益加整理俟本部奖章拟定后再行核奖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5310,总第51册,第395页。

[11] 《(农商部)咨直隶、山东、江苏、江西、湖北、京兆尹:准政事堂机要局送交大总统特给工厂匾额希转发祗领并见复由》,《农商公报》第1卷第6期,1915115,“政事门·文牍”,第4页。

[12] 《(农商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巡按使、京兆尹:请饬属查明合格工厂分别核奖由》,《农商公报》第1卷第5期,19141215;《天津县姚锡章请商会调查成绩较著各业工厂咨文》(191515到),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3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3页。

[13] 《(农商部)呈大总统文:呈赓续查明成绩卓著各工厂、公司援案汇请特给匾额以资激劝文》,《农商公报》第2卷第3期,19151015,“政事门·文牍”,第34页;《(农商部)咨江苏巡按使:准政事堂送交大总统特给各工厂、公司匾额希转发祗领由》,《农商公报》第2卷第4期,19151115,“政事门·文牍”,第8页。

[14] 不过,也不乏绅商获奖者。安徽茶商胡元龙因改制推广红茶,“孜孜不倦”,功劳卓著,经安徽巡按使报请,由农商部授予一等奖章,“以示鼓励”(《政府公报》第54号,1916229,总第81册,第580页);山东牟平县绅士张宗桂,“热心实业,捐助巨款购办桑秧、棉种,以资提倡”,由农商部奖给二等奖章(《农商公报》第7卷第5期,19201215,“政事门·公文”,第1819页);安徽泾县农民葛焕章,植树造林,“成绩昭著”,计“创设林场一千二百亩,成活大小松树五千余万株”,由农商部奖给二等奖章(《农商公报》第6卷第7期,1920215,“政事门·公文”,第23页);阳羡垦牧树艺公司经理徐在滋等 “任事均满十年,擘划经营,成绩昭著”,亦获农商部奖章(第等不详,见《农商公报》第6卷第3期,“政事门·公文”,第14页)。新疆吐鲁番县模范纺织工厂工师沈德魁等“究心纺织,逐渐改良,传授生徒,勤恳备至,……确著成绩”,遂由农商部批准“进给本部三等奖章,以昭奖励”(《政府公报》192456,总第208册,第79页)。

[15] 《(农商部)咨山西巡按使:山西保晋公司请免井口两税五年一案准财政部咨复准予展免一年咨复查照由》,《农商公报》第2卷第12期,1916715,“政事门·文牍”,第23页。

[16] 《税务处咨复农商部、咨行财政部、山西省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准予展免出口税一年文》,《政府公报》1917310,总第104册,第344345页。

[17] 《广西巡按使张鸣歧呈筹办广西矿务拟请特准免税三年以广招徕而兴地利,请训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41120,总第44册,第175176页。

[18] 《税务处令》,《政府公报》1916117,总第96册,第224页。

[19] 《税务处咨复广西省长、咨行农商、财政部:广西富贺矿局运销煤、锡出口应准免税一年文》,《政府公报》191791,总第115册,第2324页。

[20] 《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呈:广东裕钦锰公司拟请援案免税三年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5223,总第50册,第302页。

[21] 《财政、农商部、税务处奏为广东德利公司新开锑矿拟予援案免税并俟广西新矿免税期满后同时截止仰祈圣鉴摺》,《政府公报》1916211,总第80册,第442443页。

[22] 《大总统核定山东张裕酿酒公司拟请展免税厘年限文》,《政府公报》19161028,总第95册,第385页。

[23] 《税务处咨财政部:奉天实业兴石笔工厂准赓续前案再予免税二年令关遵办文》,《政府公报》19191212,总第150册,第320页。

[24]转见《农商部批》第1095号,《政府公报》1921725,总第176册,第330

[25] 《税务处令》,《政府公报》192018,总第152册,第135页。

[26] 《农商部批》第1095号,《政府公报》1921725,总第176册,第330页。

[27] 《税务处令》,《政府公报》1920523,总第157册,总第253254页。

[28] 《农商部批》第1021号,《政府公报》1921710,总第175册,第255256页。

[29] 《财政总长李思浩、税务处督办孙宝琦呈大总统:会拟免征华商机制货物运销国外出口正税呈请鉴核文》,《政府公报》192064,总第158册,第121122页;《大总统指令》第1362号,《政府公报》1920523,总第157册,第247页。

[30] 《财政部、农商部、税务处呈大总统:会核马玉山公司炼糖厂进出货品拟请准予分别征免厘税文》,《政府公报》192168,总第174册,第199页。

[31] 《农商部批》第970号,《政府公报》1921630,总第174册,第750页。

[32] 《财政总长李思浩、税务处督办孙宝琦呈大总统:会拟免征华商机制货物运销国外出口正税呈请鉴核文》,《政府公报》192064,总第158册,第121122页。

[33] 罗蕺:《农商法令表解》,《农商公报》第4卷第2期,总第38期,1917915出版,著译门,第31页。

[34] 《关于筹借公司保息基金给大总统呈文》(1914323),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

[35] 《湘省公司工厂保息条例咨部备案》,长沙《大公报》1917818,第7版;《湖南省长公署公布令》,长沙《大公报》19171025,第7版。

[36]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附表219041910年注册企业逐年统计》。

[37] 沈家五编:《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近代史资料》总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注册企业的净数当远小于这一数量,因为其中尚包括增资、改正等项注册。不过,也有不少企业未在农商部注册。

[38] 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0页。

[39]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4页。

[40]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第235页。

[41] 闲:《由经济的立场分析中国工业之困难并谋救济的方法》,《海王》第7年第2期,1934930,第33页。还有人称:“在中国办工业,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筹集资本,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雄厚的资本”(《发展工业之最低限度的努力》,《海王》第7年第12期,1935110,第237页)。

[42] 《本厅训令:令邢台县知事》(19211112),《实业来复报》第1期,“本厅公告事项”,第34页。

[43] 《山西矿务公有运动》,《农商公报》第11卷第1期,19248月,“近闻”,第22页。

[44] 《(农商部)咨黑龙江巡按使文》(731),《农商公报》第1卷第2期,19141015

[45]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第207208页。

[46] 《税务处咨呈国务院、咨行财政、农商部、各省长》,《政府公报》1917426,总第107册,第335页。

[47] 《我国商约改正问题》,《钱业月刊》第1卷第2号,19213月,“论说”,第8页。

[48] 《全国商会裁厘之一致主张》,《银行月刊》第2卷第8期,1922825,“国内财政经济”,第6页。

[49] 《商联会呈请取消所得税》,《银行月刊》第5卷第7期,1925725,“国内财政经济”,第7页。

[50] 《工商部致国务院据丝厂总董事杨兆鏊等呈请给偿战祸损失应如何办理希核示函》,《政府公报》1913921,总第17册,第432页。

[51] 《(农商部)咨山东巡按使》,《农商公报》第2卷第5期,19151215,“政事门·文牍”,第10页。

[52] 《鲁丰纱厂兴筑》,《农商公报》第3卷第1期,1916815,“选载门·近闻”,第33页。

[53] 《龙口商埠兴筑公司开第三次股东常会临时记略》,《大公报》(天津)1918822,第3张。

[5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编者1934年版,第(庚)21页。

[5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编者1933年版,第(己)110页。

[56] 《黎宋卿函请维持长兴煤矿公司》,《农商公报》第11卷第9期,19254月,“近闻”,第21页。

[57] 《久大精盐公司二十年来之回顾及将来之展望》,《海王》1934年新年特刊,第3页。

[58] 中孚银行《本行民国十一年上期营业情形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Q28917

[59] 《银行界之新投资事业》,《银行月刊》第4卷第8期,1924825,“银行界消息汇闻”,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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