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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论文精选之十一  

2012-10-27 11:13:34|  分类: 研究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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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实业奖励政策结构考察(一)

 

 

【内容摘要】发展工商、奖励实业是北洋政府历届总统共同认可的“立国”之道,他们的相关指令是实业奖励政策的重要标示。肩负实业奖励政策设计与执行职责的政府机构则为民元成立的工商与农林部,以及此后的农商部。各类实业奖励章程、命令的颁布,以公开的、规范的形式向社会宣示了政府的既定用意,使奖励实业政策得到实际推行。北洋政府实业奖励政策与措施绝大多数得到贯彻实行,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创办和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洋政府 实业奖励 政策结构

 

关于北洋政府的实业奖励政策,学术界已不乏专门研究[i]。然检视以往成果,似觉尚有重新布排的可能[ii]。鉴于史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越来越明显,笔者不揣画虎类犬之嫌,拟从政策结构史的角度再行铺陈,就教于学界。

 

一、奖励实业的政策理念

较之晚清,民国政府之后虽然在政治方面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但其经济形势则不能说有多大好转。中外“不平等发展”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与列强在愈益国际化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商战”时,仍然处于被掠夺的状态。国家财政枯竭,社会经济凋敝,民生问题严重,困绕着自南京临时政府以降历任民国当政者。面对这样的执政形势,民国历届政府不得不将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作为“经济方面的主要国策”[iii]。马克斯·韦伯说过:“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iv]。北洋政府历届当政者奖励实业政府理念虽然不排除个人用意,但其“国家理由”也是明显的。

19129月,袁世凯在与孙中山、黄兴就国是进行广泛商谈后,达成内政大纲八条,其中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造钢铁工厂,以厚民生”;“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著手于农林工商”;“迅速整理外债”。[v]在八项国策中,经济措施占了三条,充分反映了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实际上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孙中山等革命派共同倾心的重要议题。在袁世凯看来,“现在国体确定,组织新邦,百务所先,莫急于培元气兴实业。”[vi]191310月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他在就职宣言中再次对中国实业现状进行了检讨,并强调了发展实业的重要意义。提出“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vii]随着个人权势的巩固,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但对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关注则并未改变。

黎元洪出任总统后,对于发展实业同样给予重视,将教育、实业视为“立国之大本”[viii]。徐世昌于191810月就任总统后,“以民生主义标示大众”[ix]。他在就职宣言中提出,“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x]。他在对全国各级官员的“亲民”与“贤能”要求中,将发展实业作为重要考察内容,指出:“工商树艺诸端,当认真董劝,次第毕举,在官多尽一分之力,即在民多受一分之益”[xi]。欧战结束后,徐世昌“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事机”[xii];重申“对于内政惟有以工商主义,培养民生”[xiii]1923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对发展实业也有表态。他这样说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近岁以来,变故频仍,内政废弛,四民失业,闾阎凋敝,老弱转于沟壑,丁壮流为盗贼,乱机潜伏,至可痛心。深维致治之方,宜有济时之策。……总期国无旷土,市鲜游民。”[xiv]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后,也“以振兴农工商矿,昭示天下”[xv]。他认识到“中国地大物博,生产之原取之不尽,而人工之优越,亦甲于五洲,……徒以科学未兴,国争未定,故宝藏之蕴于地者既未能尽发,而大规模之合资事业亦寥若晨星。经济之富力既停滞不进,国家大政亦多蒙其影响,而人民生计之萧条更不可问,此不可不亟起讲求者也。”[xvi]

北洋政府历届总统虽然各有政治谋划与境遇,但发展工商、奖励实业则是共同认可的“立国”之道。这是因为他们莫不认识到了“民为邦本”、“民富则国强”的传统施政策略。他们对当时中国的贫弱有着各自的体认,对于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意义莫不加以强调,体现了政府高层一以贯之的重思理念传承。政府高层的重商理念既是对当时国内发展实业思潮的因应,又推进了国家政策的表达与推行。

 

二、奖励实业的政策主体

政策的主体自然是政府,但政府具有广泛的象征性,具体到某项政策,其实还要落实在某些行政机构或职能部门。

就北洋政府时期的奖励实业政策而言,又可分为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北洋政府奖励实业政策的决策主体自然以历任总统(含临时执政、大元帅)为主。他们的相关指令无疑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对奠定北洋政府时期保护与奖励实业政策基调产生了关键作用,例如袁世凯在大总统誓词中的相关话语被张謇概括为“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xvii],成为张謇农商总长任内施政的重要依据。税务处督办梁士诒也称袁世凯在发展经济方面高瞻远瞩,“迭颁明谕,申令振兴工业,实心实政,中外同钦”[xviii]。徐世昌提出的“民生主义”亦为社会广泛传播。根据北洋政府法规,临时参议院和此后成立的国会对于重要立法与国策具有审议权。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不谐在民国时期并不稀见,但笔者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在奖励实业理念方面的原则冲突。

不过,总统、总理毕竟统摄全局,日理万机,难以就奖励实业的具体措施与法制予以擘画,相关事宜尚须委诸专门机构与部门。在北洋政府时期,肩负奖励实业政策的设计与执行职责的职能机构包括最初成立的工商与农林部,以及将两部合并而成的的农商部。

1912330,袁世凯任命第一届内阁成员,宋教仁、陈其美分别担任农林、工商两部部长。农林部成立后,“以振兴实业,扩充公利为目的”[xix],“于农林垦牧渔业各要政主张积极进行”[xx]。尤其是宋教仁履任后,“亟思规划全国农林,以谋改良而策进行”[xxi]。他在参议院就本部施政计划作了专门演说,提出用政府奖励扶持和酌量引进外资等办法,促进垦牧、农林和水利等事业的发展[xxii],且为本部制定了较为具体的施政计划[xxiii]。该部还就工商农林奖励办法提出建议,请铨叙局制定专章,俾“全国人民皆知策励”,奋兴实业[xxiv]。并拟订了《农会暂行规程》及其施行细则,旨在推动各地农会“急速设立”,“以谋农业之进步”[xxv]。而陈其美并未就任工商总长一职[xxvi],部务实由次长王正廷主持。王正廷曾在参议院康慨陈说本部施政方针:“第一在驱除工商之障碍,第二则在保护现有之工商”[xxvii]。该部还为修订新的经济法规进行准备,曾通令海内外华商商会,请就商律、矿律等“各抒所见,以资采择”,并对“现时所亟应兴革改良各事宜”,“切实条陈”[xxviii]。同时,致函各驻外代表,请将驻在国各项工商行政章程,迅予搜集,邮寄该部,以便参酌借鉴[xxix]

继任工商总长刘揆一在其施政纲领中,“以我国现时急宜提倡工商实业”,故注重从“原始产业”入手,“以实力振兴工商业”。[xxx]刘揆一指出:“民国初建,庶政待兴,非办实业无以应时势之要求”[xxxi];“今日救贫,即所以救亡”[xxxii]。工商部“志在提倡保护”[xxxiii],应“以一贯之政策图进取,以积极之精神塞漏[xxxiv]。刘揆一任内的工商部总结中国工商业发展形势,认为“其所以失败者,在上则无完全之法律以为保障也,无专精之人才以为倡导也,交通之不尽便利也,税法之足生障碍也;在下则无巨大之资本以供企业也,无普通之智术以资营业也,无坚确之团体以谋共进也。坐此诸弊,致使吾天产之富、地脉之厚、人工之廉,占商业界上最优之数点,胥归无效。而复日与欧美之经济家、技术家相遇,犹之驱乌合之市人以当桓文之节制,其不覆没者几何矣”。故此,该部“思矫其失,以编订法律,造就人才,辅助资本,启发智术,排除障碍为入手之方法”。[xxxv]191211月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上,刘揆一提出本部为发展实业而“特定三大政策”,即“选拔基本产业”、“划定保育期间”、“解决资本问题”。[xxxvi]此后,刘揆一又根据会议精神,对工商部之于国内经济应采取的“保护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详尽的经济保护与奖励政策方案[xxxvii]

19131113,以熊希龄为总理的“第一流人才内阁”正式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宣布“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尤其是棉、铁、丝、茶、糖等业为“最宜保护者”。[xxxviii]“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实业“保护主义”在农商总长张謇任上得到积极贯彻,也意味着北洋政府的奖励实业政策上升了一个台阶。1913911,张謇被任命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张謇于1021就任两部总长之职。数月后,北洋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工商、农林两部被合并,张謇出任首任农商总长。部内工商、农林、矿政、渔业等各司局职掌事务,均以对各项相关实业的“提倡”、“奖励”与“保护”为重。张謇复向部内职员宣布采取“扩张民业方针”。用张謇的话说就是:“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xxxix]1913118,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进一步提出发展实业的四项主张: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于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助”。[xl]

1916730出任农商总长的谷钟秀本着对农商事业“积极进行,以奖励保护为主义”的原则,提出较为全面的施政“计划书”,包括如下几方面:一、“修订奖励保护之各种法律,为实业之保障”。完善已颁布各项农商法规,新修订诸如保险、代理及交易所等类法规,尽可能地发挥经济法规对农商事业的“整饬”与“诱导”作用。二、“融通兴举实业之资金,依特种银行制度设立特种银行,为提倡实业之基础”。即兴办劝业银行与农工银行,作为“实业中枢”,鼓励集资,“诱导人民企业之兴味”,“励行公司制度”。三、“消除实业之障碍,决定裁撤厘金,分期筹备”。四、“实行移垦实边,以尽地利,并注重森林事业,限期观成”。五、“特别注意丝茶之改良,棉铁糖业之发达,日用国货之制造”。六、“矿业仍取利用外资主义,惟保护民有小矿,使得自由发展”。即“对于大矿仍持制限开放主义,在一定条件之下,得准合资兴办,以期吸收外款,广辟利源”;而对小矿则援引《小矿业条例》,“特予变通”,并对矿税“酌予轻减,俾利进行”。[xli]谷钟秀还对改良中国生丝特加注意,派“谙习丝业人员”前往沪粤各埠,对各丝商“广为劝导”,并“切实考求”改良办法,将有关宣传与技术资料广为散发,“俾得家喻户晓,群起奋兴,以挽大利而厚民生”。[xlii]其他几任农商总长,诸如颜惠庆、李根源等也多有此类表述,兹不赘述。

在筹划发展工商实业策略方面,北洋政府时期召开过三次大型实业会议,即1912111 日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192491日农商部召集的实业代表会议和192532日开幕的实业行政会议。各类实业议案与法案在这些会议中得到充分讨论,使中央主管职能部门、地方主管实业官员、商会、商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沟通,堪称“政府与国民携手合作之绝好机会”[xliii]。一方面有利于政府了解经济实情,改进行政决策与管理,另一方面有助于商人表达意志,参与政策决策,改善商人对政府行为的反应,调动其创业积极性。

在奖励实业政策推行过程中,除农商部之外,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部、督办税务处、法制局均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例如减免厘税、鼓励发明、保障经营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这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体。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奖励实业的政策表达

所谓政策表达,就是使政府奖励实业的意图及力度得到社会的认识、理解与响应。北洋政府奖励政策表达的首要途径莫过于劝业章程的颁行。

辛亥元年成立的工商部鉴于“民国新立,实业待兴,非实行保护政策,无以收提倡之功,非订立特许专法,无以为保护之具”,同时,又顾及中外商务交涉与国内法制进程,遂先行拟订《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16条(即《暂行工艺品奖章》),对实业产品和发明创造“分别等差,酌予相当利益,庶于变通之中,略寓保护之意”[xliv]。本章程后由法制局修正后经国务院呈临时大总统交参议院议决后于191212月公布,次年2月施行[xlv]。该项章程规定对进行工艺品改良或发明的工厂或个人,酌情予以“营业上”或“名誉上”之奖励。营业上之奖励,即准予五年专利,名誉上之奖励则为给予褒状[xlvi]1923年时,农商部对该项章程进行了重新修订,更名为《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发明或改良之物品与工艺的专利许可年限分为三年与五年两种,而对“应用外国成法制造物品著有成绩者”,则由农商部授与褒状[xlvii]。并颁布了施行细则,对专利的申请、审查、奖励、继承与转移、取消与查禁等项作了规定[xlviii]

北洋政府的实业扶持政策在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在张謇的政策理念中,“保商”之道有多种规划,其要者即政府为公司保息。经过农商部提议,国务会议多次讨论,通过《公司保息条例》,并于1914113日由袁世凯批准公布。该条例的制定,主要是鉴于“公司组织往往以资本薄弱,创办为难”,故“由公家酌提基金作为保息,所以保持民立公司之信用,俾易观成”。[xlix]《公司保息条例》规定,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拨存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基本金,每年以其利息,借给有关公司,为其股本保息,保息时间以公司投产后三年为限。享受保息的公司分为两类:棉丝、毛织、制铁各业实收资本在70万元以上的公司,保息利率为6厘;制丝、制茶、制糖各业实收资本在20万元以上之公司,保息利率为5厘。享受保息的公司,自领到第一次保息金之后,应自第六年起,每年按照所领保息金总额之二十四分之一摊还。被保息的公司须将每年的营业状况向农商部汇报,农商部得随时监察其业务。

除《公司保息条例》外,农商部“又以保息政策当施之于植棉、植蔗、植甜菜、畜美利奴羊等”[l],复制定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于1914411日颁布,以一定金额标准奖励民间对农产、畜牧等业的“扩充或改良”[li]1914428日张謇复呈准总统袁世凯颁布了《渔轮沪洋缉盗奖励条例》(12条)和《公海渔业奖励条例》(11条)。同期,农商部颁布的其他经济奖励法规尚有《造林奖励条例》(1915630日),规定对造林在200亩以上、成活满五年的个人或团体,分别核给农商部一至四等奖章[lii]191572日,农商部呈请总统袁世凯批准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规定对“创办经营各种实业或其必需之辅助事业确著成效者”,分别奖给本部奖章,立意主要是奖励创办或经营实业著有成效者。

19235月,农商部鉴于“国家富强之原,劝业与育才相辅,民人饥寒之责,耕夫与织妇分肩。吾国改政之初,女子蒸蒸向上,或热心办学,或争言参政,而于振兴实业之举鲜有所闻。固女界识力之有限,亦政府提倡之未周。迩者民智日开,群知非兴实业,不能自存,于是女子亦宏愿力,有投资举办者,有集资举办者,此皆为吾国实业前途之佳象,亟宜嘉奖,以励群伦”。于是特别制定《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及施行细则,规定以五等文凤章分别奖励投资创业或劝募实业资本的中国妇女,以期“举国相从”,堵塞漏卮,振兴实业。[liii]

减免企业税负,亦是北洋政府的一项“奖商”措施。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时就认识到:若仅恃保息为提倡实业之策,“似示(未)足为尽责”。所以在政府承诺为公司保息的基础上,张謇向国务会议进一步提出“奖励工商业”的其他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减免厘税[liv]19148月,农商部呈文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劝业莫要于恤商,理财莫先于裕课……苟产殖日臻繁富,斯税源日益扩充,否则沟浍之盈,其涸正堪立待。执因求果,理至易明”。正因如此,为了“振兴矿业”,所以有必要变通矿税,减轻矿商成本,“以资其发育”,而进一步彰显政府“励行保商政策”的趋向。[lv]袁世凯批准了这一提议[lvi]19151月农商部再次向总统袁世凯呈报:“查吾国内地交通梗阻,运输机关向不完备,固为阻碍国货发达之一大原因,而尤以厘税之阻碍为尤甚,洋货进口税值百抽五,加子口税值百抽二五,便可通行全国,其仿造洋货除用机器制造者准援洋货进口例完税外,至于完全土货,则厘金、常关节节为厉,运销愈远,征纳愈多,故以最廉之人工、最多之原料、最轻之成本,而合运费与税厘计之,终不能与外货争衡,是减收运费,酌免税厘,诚为当务之急。”[lvii]227日,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呈请将草帽辫等七项自制工艺品酌量减免税,“以兴实业”。即将草帽缏、地蓆减税一半,而对华人自制之各种通花边、抽通花巾、抽通花夏绸布、发织髻网、密汁果品五项,则均予免税。获得袁世凯批准[lviii]。农商部遂咨行各省官员转饬商会,对经销各该产品的华商,“分别劝谕,研究改良,随时查察,杜绝作伪,务期日新月盛,角胜商场,藉以仰副总统奖励工商之至意”。[lix]

各类实业奖励章程、命令的颁布,以公开的、规范的形式向社会宣示了政府的既定用意,使政府的奖励实业政策得到实际应用。在各项具体奖励行为过程中,随着政府命令的发布、政府机构间及政府与社会的文牍往还,政策被不断解读,不断理解,不断传播。而各项奖励结果,则又以实际案例的形式对政策进行了真实的诠释,无疑进一步普及了民众对于政策的认识。



[i]相关著作主要有李玉:《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建生, 徐卫国:《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主要论文有谢山等:《民国初年经济立法实践研究》,《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王玉灵:《论北洋政府之经济立法》,《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邱观建:《试论清末民初政府扶持工商业的政策》,《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李玉:《北洋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外在制约因素》,《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陈勇勤:《民国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徐建生:《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朱明:《张謇的法律意识与经济立法实践》,《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金建:《袁世凯与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李洪超:《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矿业政策》,《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赵鸿娟.:《试论清末民初的经济制度改革》,《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苏全有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工业发展》,《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2期、徐建生:《论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扶植与奖励导向》,《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徐建生:《官产官业处置、收归国有取向与民初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徐建生:《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背景与起步》,《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方晓珍,方晓宏:《浅谈民国初年的经济政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徐建生:《民初经济政策评析》,《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等。

[ii] 以往研究偏重于政策文本——实践的视角,倾向于效果检视,虽然不无开拓,但总体上仍是一种历史过程主义叙事模式。笔者拟考察政策的形成、表达、实施、效果与制约,以期探索政策史研究的历史结构主义叙事方式。

[iii]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iv] []马克斯·韦伯著、甘阳选编;甘阳等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v] 《大总统府秘书厅记录大总统与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暨黎副总统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1912926,上海书店1988年版,总第5册,第739页。

[vi] 见《四川都督尹昌衡等报告抚安川境等办法》,《政府公报》191254,总第1册,第45页。

[vii] 《大总统誓词》,《政府公报》19131011,总第18册,第268页;又见程大鯤、张晓峰:《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件档案——大总统布告》,《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第132页。

[viii] 转见《(农商部)呈大总统:神户大阪华商办理实业教育成绩卓著会呈恳请酌给勋章以资鼓励由》,《农商公报》第4卷第2期,1917915,“政事门·公文”,第21页。

[ix] 《北京之实业谈》,《银行周报》第4卷第4号,1920127发行,第46页。

[x] 《大总统莅任宣言书》,《政府公报》19181010,总第134册,第235页。

[xi]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1016,总第134册,第395页。

[xii]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1025,总第134册,第651页。

[xiii]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1117,总第135册,第421页。

[xiv]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24210,总第205册,第581页。

[xv] 《民国十四年实业行政会议纪录》,《农商公报》第11卷第11期,19256月,“专载”,第1页;《实业行政会议开会辞》,《农商公报》第11卷第12期,19257月,“专载”,第1页。

[xvi] 《实业行政会议纪》,《银行月刊》第5卷第4号,1925425,“实业行政会议纪”,第1页。

[xvii] 转见张謇《关于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给大总统文》(19131214),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袁世凯在另一份命令中也说道:“本大总统就职宣言,谆谆以实业为重”。见《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31228,总第21册第369页。

[xviii] 《税务督办梁士诒等请将自制工品择要酌量减免关税以兴实业祈鉴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5220,总第50册,第189页。

[xix] 《答〈民主报〉驻京记者问》(1912428),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1页。

[xx] 《农林部部令》,《政府公报》1912616,上海书店1988年,总第2册,第307页。

[xxi] 《致黎元洪、黄兴及各省都督等电》(1912510),《宋教仁集》,下册,第394页;《农林部致武昌黎副总统、南京黄留守、各省都督、民政长、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电》,《政府公报》1912512,总第1册,第163页。

[xxii] 《在参议院宣布政见演说辞》(1912513),《宋教仁集》,下册,第394395页;《参议院第五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516,总第1册,第264265页。

[xxiii] 《农林部行政方针》(1912524)、《农林部计划条目残稿》(约191257月),《宋教仁集》,下册,第397398402403页。

[xxiv] 《农林部咨覆铨叙局奖励事项应请草拟通行法规呈请颁行以资遵守文》,《政府公报》1912714,总第3册第285页。

[xxv] 《农林部训令》,《政府公报》1912926,总第5册,第730页。

[xxvi] 莫永明等:《陈英士纪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xxvii] 《参议院第五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1912516,总第1册,第268页。

[xxviii] 《工商部令》,《政府公报》191263,总第2册,第45页。

[xxix] 《工商部致驻外各代表搜集各国工商矿行政各项章程图表及调查最近情形详细报部等函》,《政府公报》1912616,总第2册,第312页。

[xxx] 《新总长振兴工商计划》,《申报》1912813,第1版。

[xxxi] 《致上海李峄琴电》(191297),饶怀民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xxxii] 《工商政策》(19132月),《刘揆一集》,第110页。

[xxxiii] 《致上海朱志尧、聂云台电》(191297),《刘揆一集》,第56页。

[xxxiv] 《致上海李峄琴电》(191297),《刘揆一集》,第56页。

[xxxv]《工商部召集工商会议通告》,《刘揆一集》,第64页。

[xxxvi] 《工商会议开会日演说词》(1912113),《刘揆一集》,第6667页。

[xxxvii] 《工商政策》(19132月),《刘揆一集》,第95110页。

[xxxviii]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19131113),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中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页;《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9页。

[xxxix] 《向部员宣布农林工商政策的通告》(19131024),《张謇农商总长任期资料选编》,第9页;《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1913年),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政治》,第275276页、第2卷《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166页。

[xl] 《实业政见宣言书》(1913118),《张謇全集》第2卷《经济》,第161164页。

[xli] 《农总长农商事业计划书》,《农商公报》第3卷第3期,19161015,第19页。

[xlii] 《农商总长谷钟秀呈大总统:派员往沪粤各埠与各丝商劝导改良生丝文》,《政府公报》1916106,总第94册,第156页。

[xliii] 颜惠庆:《全国实业会议开幕演说词》,《农商公报》第11卷第4期,192411月,“专载”,第1页。

[xliv] 《工商部咨法制局权订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希查照修正转请国务院呈由大总统交院议决文》,《政府公报》1912616,总第2册,第311312页。

[xlv] 《统计局编行政统计汇报·农商类》,《政府公报》1917916,总第116册,第28页。

[xlvi] 《工商部暂行工艺品奖章》,《民立报》1913116,第12版。

[xlvii] 《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农商公报》第9卷第9期,1923415,“政事门·法规”,第7375页;《农商部呈大总统:为修正暂行工艺品奖章并施行细则缮单呈请鉴核文(附章程及施行细则)》,《政府公报》192345,总第199册,第101页。

[xlviii] 《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施行细则》,《农商公报》第9卷第9期,1923415,“政事门·法规”,第7578页。

[xlix] 《本部呈大总统遵拟参政院整饬国货建议案办法文》,《农商公报》第1卷第6期,1915115,第2页。

[l] 罗蕺:《农商法令表解》,《农商公报》第4卷第2期,1917915,“著译门”,第31页。

[li] 《大总统公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令》(19144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同年716日,又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细则》(17条)。

[lii] 《大总统公布造林奖励条例令稿》(19156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一),第441页;《造林奖励条例》,《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8期,1915820,“法令”,第3页。

[liii] 《(农商部)呈大总统:订定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及施行细则请鉴核由》,《农商公报》第9卷第10期,1923515,“公文”,第78页《农商部呈大总统:为订定女子兴业奖章规则及施行细则请鉴核备案文》,《政府公报》1923428,总第199册,第557页。

[liv] 《向国务院提议奖励工商业法案》(191418),《张謇农商总长任期资料选编》,第19页。

[lv] 《(农商部)呈大总统文:呈为振兴矿业拟请变通矿区税则以昭德意而示奖励事》,《农商公报》第1卷第1期,1914815,“政事门·文牍”,第23页。

[lvi] 《政事·命令》,《农商公报》第1卷第1期,“政事门·文牍”,第1页。

[lvii] 《本部呈大总统遵拟参政院整饬国货建议案办法文》,《农商公报》第1卷第6期,1915115,第3页。

[lviii] 《税务督办梁士诒等请将自制工品择要酌量减免关税以兴实业祈鉴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5220,总第50册,第189190页。

[lix] 《农商部咨各省巡按使、京兆尹、各都统:税务处呈请将自制工品七宗分别减免关税奉令照准希转饬各商会遵照文》,《政府公报》191534,总第51册,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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