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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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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经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的一级学会,至今已经有35年的历史。现主管单位为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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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西南边疆地区兴办教育活动研究  

2011-11-16 20:49:36|  分类: 研究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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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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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将西南地区建设成为对日战争大后方,曾对西南边疆进行广泛开发。政府各部门、教科文等民众团体都跻身其间,一度形成了开发西南边疆的热浪。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战时边民教育作为当时开发边疆运动的组成部分,具有显明的特点。无论从了解基督教传教史的角度,还是从分析国民党战时边疆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角度,都有必要对战时教会兴办边民教育的历史加以考察与研究。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清未大量传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始终把传教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加以推进。其各种社会服务事业中,教育和卫生成就较为显著。抗战爆发以前,教会在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兴办边民教育已取得一定成就。其中,基督教西南教区施教中心的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等地的边民教育历时久,规模大,影响深广。相对而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教育则进展较缓慢。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大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陡然提高,迫使国民政府把西南边地的开发迅速提上了日程。蒋介石曾明示全国:“西南为抗战根据地,西北为建国根据地”。[]基于这一认识,国民政府开始大力鼓动推进边疆开发。为适应边建需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组建了边疆语文编译机构;官办的中国边政学会、教育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等相继诞生;作为西南边疆建设重要措施的西康建省也于19391月完成。省主席刘文辉游说各界,鼓动强化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建设与开发。在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倡导和推动下,掀起了颇有声势的边疆服务热。在这一大背景下,基督教会加强了在西南边疆的传教与社会服务活动。其中进展较大,影响明显的主要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领导的边疆服务工作。

        1939年夏,中华基督全国总会总干事诚静诒与总会青年委员、齐鲁大学专任院长张伯怀到达重庆。了解战时边疆建设情况后,二人决定进行基督教边疆服务的尝试。6月,诚、张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递交了书面计划。此举正合上锋之意,受到行政院明令嘉许。筹备工作随即开始。19402月,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委员会成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名誉主任,委员有蒋廷献、黄炎培等名流。委员会下设具体工作机构——边疆服务部,张伯怀辞去齐鲁大学神学院长之职出任服务部主任。

边疆服务部成立后,先在当时川康青甘四省交界的松潘、理番一带藏民、羌民居住区设立第一服务区,稍后又在当时川康滇交界的宁属及凉山彝族聚居区设立第二服务区。[]1944年,贵州黄平县教友李毅齐捐资3万元,服务部请朱帮兴夫妇等前往该县开展苗族区域的服务工作。[]1945年春,服务部派张宗南前往云南寻甸,与当地基督教循道会和柿花菁自立会联合举办边疆工作人员训练班,在当地苗族中扩大传教和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整个边疆服务部的活动区域先后达于云贵川康三省,但中心在川康滇交界的彝族区域和川康青甘交界的藏族羌族地区。

与历来教会的传统作法一样,边疆服务部始终重视兴办边疆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据边疆服务委员会第四届年会记录载,该会所有经费“均系指定为教育卫生两项用途”[]。在边疆服务部推动下,边疆教会教育在抗战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成立后,致力组织教内外有志边疆建设的知识分子,深人彝藏羌等少数民族村寨办学。采取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同时并举的方式,努力向边民传播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经数年艰苦经营,在穷山恶水之间留下了一批现代教育的成果。

        在普通教育方面,服务部主要从两条途径开展工作,一是自办边民小学。1940年春,川西服务区在理县佳山寨和日尔觉寨首先办起两所普通小学。次年春,西康服务区在会理小黑箐办起第一所小学。此后两区陆续兴办,至1948年,属边疆服务部的普小已达12所。

具体情况见以下一览表:[]

 

校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班数

建校年月

 

佳山寨小学

2

29

6

1940年春

该寨属理县、居民羌族

日尔觉寨小学

2

25

5

1940年春

该寨属汶川县、居民羌族

萝卜寨小学

2

28

4

19442

该寨属汶川县、居民羌族

立力寨小学

2

27

4

1943年秋

该寨属理县、居民羌族

善迁小学

2

23

2

1947年秋

同上

朴头寨小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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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4

同上

小黑箐小学

2

25

5

19412

属会理县、纯彝民小学

小高山小学

1

13

3

19443

属盐源县、纯彝民小学

三一小学

4

76

6

19462

同上

四开小学

2

25

4

19457

属昭觉县、纯彝民小学

大石板小学

1

20

4

19473

属盐源县、彝汉共校

惠康小学

4

120

3

19489

设于西昌市内

        上表数据是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I948年召开第五届年会时的统计,反映的是当年情况。边疆服务部的工作在抗战胜利后渐趋低落,抗战期中各校学生人数当较此表统计略多一些。例如小高山小学1944年建校时学生为30人,[]上表统计是13人。会理小黑管小学1942年在校学生36人,[]上表统计仅25人。由于边疆环境恶劣,基础极其薄弱,边民小学不可能按内地小学规则办理。一般是:凡有生员,不论多少都招收,也不管年龄大小都录取,因而往往三五人就分为一班。上表中一校30名左右的学生就分出五六个班的现象普遍存在。小黑菁小学1942年秋开学时有30名学生,分成四个班,也就是四个年级。三年级4人,二年级9人,一年级14人,幼稚班5人。[]在边地的各校均实行义务教育,学费、学习用品费用都不用学生缴纳。

        边疆服务部实施边疆普通教育的另一途径,是参与各地政府的普教工作。1944年夏,服务都在四川盐源县河西设立服务处。其自办学校未成之前,教员就义务为本地小学担任部分教学任务。[]在新工作区龙溪寨,服务部同工在服务开展伊始,也义务为当地中心小学讲授高级班主要课程。[11]1943年,四川理番县政府在九子屯二瓦寨创办示范小学,财力齐备,人力不敷。服务部就派员前往主持该校事务、负责全部教学工作。[12]该县县长重视师资培训,每年寒暑假兴办师资培训班,边疆服务部每次都派人授课。[13]此外,服务部还每年组织成都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后又组西昌大中学生暑期服务团),深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卫生服务和调查研究。该团在为边疆培养师资方面也作了重要贡献. 1943年,边疆服务部组织第三届成都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西神学院等8校教师学生32人组成,其中有教授四人。该团在川西服务区组织下,与理番县政府合办全县国民教师讲习会,历时半月。由服务团教授讲课,团员参加辅导。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罕有的高水平的师资培训班,“成绩颇佳”。[14]

        边疆服务部实施成人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在各小学附设民众学校。抗战期间,服务部创建的12所小学都附设一所或两所民众学校。[15]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众夜校,少量的为半日学校。民校的课程有民众读本、算术、音乐、时事等,全部由所在地小学教员讲授。除礼拜天外,每晚上课。[16]正规化程度与普通小学相去无几。

        此外,各服务区还根据当地实际需要,采取环境许可的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活动。川西区在威州设立固定的民众图书馆,在杂谷脑则设流动图书室,把书报送到偏远村寨,供边胞阅读。[17]西康区的民众教育形式更为多样化:其一,在西昌设一活动中心,每周举行青年团契,音乐练习,时期报告,平民识字班等活动。中心设有阅报室,供来此活动者阅读书报;其二,每月向河西高草坝等地作抗战宣传,时事讲演,图书流动等;其三,组织不定期的巡迴施教队,与巡迴医疗队一起深人偏远村寨,传授常识性的知识[18],其四,在西昌和河西服务处附设彝胞招待所。要求投宿彝胞戒酒,男女分住,洗手洗脸,不随地大小便等,借以改变边民落后的生活习惯。晚上,由服务部同工讲故事,教唱歌,放幻灯,传授一般生活生产知识,开发彝胞智慧。[19]

 为了迅速改进边疆的生产,近期提高边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边疆服务部对职业教育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先后采取下述方式加以推进。

       第一,所属各服务处利用处所周围空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和家禽家畜饲养示范。西康区昭觉服务处在院内和周围空地试种苹果、葡萄、小麦和十余种蔬菜,获得成功。并以收获物招待彝胞以引起他们种植的兴趣。[20]川西区杂谷脑服务处利用所属医院的空房饲养良种鸡,培育出体大、蛋大的优良种鸡,曾在成都展览所产大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1]。该处试种苹果也大获成功,在边民中推广后对当地生产影响颇为深远。

       第二,开办农牧试验场和手工习艺所。川西区在杂谷脑设有一妇女毛织习艺所,不仅向当地妇女传授纺织技术,还为外地培养纺织工艺辅导人材。[22]“妇女们对于缝纫和编毛绒等手工都颇感兴趣”,[23]取得了新的生财之道。该区在威州设立的家畜改良场,“日的在介绍优良家畜品种,及改良本地家畜品种”。[24]起初,改良场从荷兰等国引进一批优良牛羊品种,在场内进行杂交试验,培育适合本地饲养的新种[25]。因边民经济力单薄,牛羊新种推广缓慢。抗战后期,改良场转而重点培育优良猪、鸡品种。猪、鸡更宜当地发展,因而受到了边民的热烈欢迎。[26]

       西康区在成立之初曾拟与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台办一所边民实用职业学校,并附设一个二千亩地的农业实验场。[27]因适逢屯垦委员会改组未能实施计划。后西昌三一新村服务处成立,创办了一个混合农场。该场进行水田、旱地作物育种,家畜家禽繁殖和蔬菜果树种植试验。由金陵大学毕业生李士达主持工作,向边民作养殖种植业示范。[28]

       第三,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合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西康区鉴于当地农业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实际情况,1945年春向国内各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试验所收集优良小麦品种24种,与屯垦委员会联合进行比较试验。试种后选出5种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向边民推广。同时,双方还合作进行玉米、蔬菜栽培试验,均取得成功。[29]

       川西区1944年秋对川西农业情况作全面调查,发现川西小麦腥黑粉病严重危害该区小麦生产,取得详细病害情报。次年,服务区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及汶川、理县政府合作进行防治。经过宣传和示范,使前此完全不相信腥黑粉病会严重影响生产的边民懂得了防治的重大意义,产生了防治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行防治的能力。[30]

    上述方式都还不是成体系的职业教育形态。但在当地当时的条件下,它对于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改变落后的生产习惯,却无疑是有效的途径与措施。

   

 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必办的边民教育一直存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十多年的艰苦经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值得一提。

        在西康区,成绩最显著的是会理小黑箐小学。小黑箐为偏远的彝民村寨,山高路险,地广人稀。学生来自周围8个村寨,须行510里山路上学。但该校自1941年建校以后,长久兴盛不衰,经常保持有学生30人左右。该校还附设民众学校两所。茨竹箐民校设在小学内,学生来自五六里之外的村寨,每晚烛光火把,翻山越岭到校上课。民校除授文化课,还举办俱乐会、读书会,开展音乐、游艺、展览、体育运动等多种活动。学生读书兴趣浓厚,白天在山坡草地常可见到一边放牧一边读书的彝胞。大宛民校设在距小学8里的大宛村,常有学员27人左右,小学教师每晚轮流前往授课。该校彝胞学员读书积极性亦颇为高涨,当时的教师曾说“夷人热心读书,实在感人”。[31]

        川西区理县佳山寨小学是该区、也是整个边疆服务部最突出的边教成果。该校建校于1940年,学生来源于西山寨、儒达寨、佳山寨的羌民聚居区,经常有30余人就读,每年均有学生毕业,十年来未曾间断。该校还附设男夜校、妇女识字班和一所幼儿园。至1949年,该校毕业生升人外地高一级学校就读者已有16名。其中,考人威州师范4名,松潘职业学校3名,眉山农业职业学校1名,成都高琦中学2名,川西医护训练班2名,等等。[32]19453月,服务部组织佳山寨学生锦城观光团,由该校三至六年级学生9人,妇女识字班学员8人组成。这是羌民历史上的一大壮举,轰动了四川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省府主席张岳军()分别接见观光团学生,并赠送书包、银戒指等礼品,以示鼓励。观光团在蓉十日,先后与各高等院校、中央日报社、美国红十字会空军医院等联欢;参加儿童节庆典,各界慰问新兵大会和盟军招待会等。学生们的表现展示了他们受教育的收获,在中外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3]

        佳山寨小学对羌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当时已成为川西羌民区域吸收和传播现代文明的一个中心。解放以后,新政权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此。

    战时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教育事业,对广大的边疆而言仍然只是几点微弱的火星,相形于现代教育更算不上有多少成就。但是,如果对照前此的边疆教育情况来看,问题就又当别论了。川康滇边地区在赵尔丰主政前尚无教育。赵氏经边以还,历代政府尽管曾大力推进现代教育于边地,但直至抗战时期仍基本是失败的。边民厌学,视读书为当差,且认为读书时间长,是最苦的差事。直到1940年,西康关外少数民族学生完全“系雇读而来”仍是“公开的秘密”。在道孚县,孔萨保、麻孜保是六家共雇一个,瓦日全保共雇10个,格西八家雇1个,明正保全保共雇9个,莫卡一寨共雇5个。[34]学生既源于雇请,就难免随时更替,“能一人始终其业者绝少”。因此,“数十年来边民之毕业于学校者无几”。[35]

        相较之下,基督教会所办的边民学校都是另一番情景。会理小黑箐小学可算是当时最偏远的彝寨学校了,但该校自建校就不曾有雇读问题,且引起了边民读书的兴趣。茨竹箐、大宛两寨彝胞主动要求办学,小学无力另设学校,只好附设两所民众学校满足彝胞的要求。教会办学能如此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办学人员富予为边疆献身的精神。边疆服务部本基督的仁爱之心,为边疆同胞服务而设。其成员受到宗教精神的感召和抗战救国激情的影响,绝大多数都置名利于度外,一心一意为边疆事业献身,埋首荒山野岭数年如一日者不乏其人。美籍华人李美英抗战期间赴杂谷脑参加边疆服务,与服务部医生崔毓珊结婚。至1946年,因悬念老母,决定返美探亲,已到成都又返回边疆。她在致同工的信中说:“我深感到美国的家,不如杂谷脑的家,我真正的家是在中国”。[36]小黑箐小学两教员负责本校和两所民校的全部授课工作。每晚轮流翻山越岭16里去民校讲授,次日又得上小学讲台,其辛苦可以想象。但是二人毫无怨意,表示办好边民教育,“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得格外努力”。 [37]这样的服务精神,在当地政府所办学校中是不多见的,而在教会学校中却是常事。

        其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清末以后教育所以失败,据当时的专家总结,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与边民实际需要完全脱离。边疆服务部吸取这一教训,在按规定使用国民政府部颁教材的同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施把教育与边疆实际需要结合起来。首先,服务部设教是以医疗开道。每到一处,先行治病,显示现代医学的效能,使边民相信服务部的工作对他们有好处。在此基础上始行办学,往往能比较顺利。在施教过程中,除讲授正规教材外,加入较一般学校更多的生产、生活教育和娱乐性教育的内容。服务部各校都设手工习艺班,授以学生和当地妇女毛麻纺织技术。[38]并利用学校空地,开办小型农技示范场,指导学生开荒地造梯田,教给边民利用土地的方法,改良耕作,试验农作物和果树良种及各类蔬菜。不仅教怎样种植,还教如何样烹食[39],使边胞通过学习获得近期利益。娱乐性教学有音乐,运动、观看图片幻灯等,但主要内容是音乐。鉴于少数民族具有喜好唱歌跳舞的天性,边民学校把音乐放在重要地位。学生“音乐进步得特别快”,把抗战新歌传到极其偏远的山寨[40]。既提高了学生上学的兴趣,也传播了先进的文化。

        其三:方法灵活,形式多样。边疆学校分班级完全以学生程度为准,只要程度一致,有几个就分几个为一级。30人左右的一校往往低至幼儿班,高到六年级各级齐全。校舍不够,就实行复式上课[41]。课时安排也不强求一律,完全根据学校复盖面大小,学生到校情况而定。有的在上午八时至下午二时上课,有的把授课安排在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之间,尽量便利学生。另外,边校还普遍实行流动教学。夏季,分出教师到山坡草地,把放牧牛羊的学生召集起来,有三五人就行授课[42];农忙季节,教师到地里与边胞子弟共同劳动,一边干活一边教唱新歌,讲故事,传授生产卫生知识,休息时教他们识字;冬季,教师到边胞家里,教读书识字、唱新歌、读报纸、放留声唱片[43]。不放过点点滴滴传授知识的机会。

        其四,加强学校与边民之间的联系,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在创办小黑箐小学时,边疆服务部争取到彝族土司罗皓明的支持,创办过程就极其顺利。建校后,又请罗长期出任校长,对该校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川西区杂谷脑服务处成立后,与当地羌族上层妇女官淑贞建立起友好关系,并培养她成为知识分子。服务处先后与她合办儿童生活学校[44]和善廷小学[45],都获得了成功。西康河西服务处通过西昌边胞招待所与彝族土司沈依柱搞好关系,在创办小高山小学时,得到了沈氏的热情支持。连校舍也是沈氏所捐,学校建成举行庆典,又请沈及当地所有上层人士出席。礼毕饮鸡血酒起誓,共同为办好学校尽力。[46]

        平时,各边小则抓住边民过节、学校放假等机会,到村寨与边胞共同参加庆祝活动,宣传读书好处。各地学校都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教师出访,家家“待如上宾”,临行时还送给各色礼品。[47]这些活动,大大加深了边胞对学校的了解与认识,给办好学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边疆服务部采取的上述办学措放,融洽了学校与边民的关系,避免了当时政府办学所遇到的边民“视学校为陷阱,视教师为寇仇”的困境。[48]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边民办学读书的主动性。为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同胞接受现代教育找到了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途径,

 

        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教育仍然属于教会慈善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教会教育相比较,战时边疆的教会教育具有显明的特点。

        办学方针  战时基督教会的边疆教育事业是在边疆服务部的服务方针指导下创办的。服务部主任张伯怀曾明告教友:“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在适当地情况下,我们也愿宣传宗教,传布基督,……但是我们不是宗教的侵略,……在地方人民不欢迎的区域,我们可以根本不传教,我们的口号是‘为服务而传教’,不是‘为传教而服务”。[49]在这一方针之下,服务部办教育基本上是为边民服务。其所创办学校受其指导和人力物力资助,但教会为了获取民心站稳脚跟,并不急于对这些学校进行控制。服务部公开表明的意图是:第一步由教会为边胞服务人手,逐步增强边民自救的能力,第二步是达到边民完全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因此,服务部办学尽量争取与边民领袖和当地政府合作,并逐步把办学责任的重心移向后者,使自身处于“补充、辅助”的地位[50]

        教学内容  边疆服务部所办学校都不正式设神学课,传教在课余和校外进行。教学的基本内容是国民政府部颁教材,各校只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加入相当数量的手工习艺、农作物种植、家禽家畜饲养技术等内容。基本上是按文化教育与生产教育相结合的需要施教。

        培养目标  战时基督教会的边民教育是“辅助性质”的,因而没有提出明确的独立的培养目标。但从教育实施情况来看,各校都是以培养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边民和向外地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为目的,没有明确进出培养本教教徒的宗旨。就成就最为显著的佳山寨小学而言,从1949年工作总结中也可看出,他们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成绩是向外地学校输送16名毕业生。[51]

        思想教育 边疆服务部所办学校的思想教育是由该部的政治倾向所决定的。1939年,边疆服务部开始筹备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了祖国利益,为了人道正义,为了天国的真理”而服务边疆。[52]在抗战时期,其活动主要是响应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的号召.参加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险面前,服务部刊物登出的《基督徒对时局的意见》,[53]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改革政治、促进民主。明显地倾向要和平、要民主的人民大众一边。服务部指导的边民小学及民众学校的政治倾向与此完全一致。在抗战时期,学校主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爱国的思想教育。各校在校内外办抗战壁报,宣传抗战消息,[54]讲抗日将士的战斗故事,教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义舅军进行曲》,等等。[55]向边民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在会理小黑箐这样偏远的村寨,彝胞也热切关心国事,每逢边校宣读的抗战消息时讲到中国军队胜利,听者就鼓掌欢呼;讲到中国军队失利,即忧形于色。[56]

上述情况表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的宗教性质较少。1948年,边疆服务部考察了本部服务工作,自认为他们的服务“可以称为一种爱国工作”。从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这一评价对当基督教会服务事业之一的战时边疆教育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正是这一性质决定了其时中华基督教总会战时在西南边疆地区兴办的教育事业并未主要影响教会的传教,而是扩大了抗战信息的传播,促进了边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边地代社会的现代转化,为抗战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办学规模有限,加之时间主要在抗战时期,并未成为永久性工作,因而,其产生的作用和留下的成果亦复不多。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王文汉、张长生:《中国之命运;边疆建设》,《边疆通讯》第1卷第1期。

[]  中华基督教总告第五届总议会记录,未刊。

[] 《总部三十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笫1 期。

[]  张宗南:《在寻甸》,《边疆服务》第8期。

[]《边疆服务委员会四届年会纪录摘录》,《边疆服务》第1期。

[]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未刊。

[]  王靖寰:《河西夷区开荒记》,《边疆服务》第6期。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5期。

[11]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5期。

[12]《《本部近讯>》,《边疆服务》第4期。

[13]《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10

[14]《总部三十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笫1 期。

[15]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未刊。

[16] 罗皓明:《教育在小黑箐》,边疆服务》第8期。

[17]《川西区三十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18]《西康区三十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19]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未刊。

[20] 《康区大事》,《边疆服务》第8期。

[21]《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4期。

[22] 张宗南:《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边疆服务》第1期。

[23]《我们对萝卜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

[24]《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4期.

[25]《川西区1950年工作计划》,《边疆服务》1950年第2

[26]《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张宗南《边疆服务》第1期。

[27] 中华基督教总告第五届总议会记录,未刊。

[28] 西康区作物育种工作报告,未刊。

[29]《川西区小麦腥黑粉病防治区访同录》,《边疆服务》第11期,

[30]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胜务部三十三年工作报告摘要,未刊。

[31]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J9491作报告,未刊。

[32]《最近消息》,《边疆服务》第2期。

[33]《改进西康关外教育的商摧》,《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34]《改进西康教育之管见》,《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35]《本部消息》,《边疆服务》笫2期。

[36]  罗皓明:《教育在小黑箐》,《边疆服务》第8期。

[37]《我们对萝卜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

[38] 西康区三一新村服务处工作简报,未刊。

[39] 于式玉:《拉不楞办学记》,《边疆服务》第4期。

[40]《春到大凉山》,《边疆服务》第17期。

[41]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胜务部三十三年工作报告摘要,未刊。

[42] 川西区三十四年七月份工作报告,未刊。

[43]《我们对萝卜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

[44]《本部梢息》,《边疆服务》第18期,未刊。

[45]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39年工作报告,未刊。

[46] 王靖寰:《河西夷区开荒记》,《边疆服务》第6期。

[47] 罗皓明:《会理小黑箐小学》,《边疆服务》第2期。

[48]《改进西康教育之管见》,《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49]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边疆服务》第4期。

[50]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边疆服务》第4期。

[51]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39年工作报告,未刊。

[52]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未刊。

[53] 载《边疆服务》第11期。

[54]  罗皓明:《教育在小黑箐》,《边疆服务》第8期。

[55]  张宗南:《柿花箐去来记》,《边疆服务》第8期。

[56]  罗皓明:《教育在小黑箐》,《边疆服务》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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